從《哈姆雷特》到《小紅帽》：女性視角的經(jīng)典重述何以必要？

在閱讀經(jīng)典故事時，我們總是不自覺地跟隨著主角的經(jīng)歷和由此展開的情節(jié)。這種閱讀方式往往只能以一種“單線程”和“中心化”的敘事結構展開。如果我們以“去中心化”的方式，從其他角色的視角出發(fā)，或打亂、扭曲情節(jié)進而重構敘事，那么故事是否會變得更豐富？

近來，就有相當一部分經(jīng)典文學作品開啟了女性主義視角“重述”計劃?，敻覃愄?middot;阿特伍德的《珀涅羅珀記》就是其中知名的代表。此外，納塔利·海恩斯（Natalie Haynes）在《千船》（A Thousand Ships）中以女性視角重寫了特洛伊戰(zhàn)爭，派特·巴克(Pat Barker)在《女孩的沉默》（The Silence of the Girls）中以布里塞伊斯的視角重寫了《伊利亞特》，瑪姬·歐法瑞爾(Maggie O’Farrell)的《哈姆雷特》（Hamnet）聚焦于莎士比亞的妻子，吉特·塔依爾(Jeet Thayil)的《女人之名》（Names of the Women）寫了和耶穌同時代的15個女人的故事......

在日常的文化生活中，“文本重述”并不是新鮮事物：廣義而言，網(wǎng)絡小說的“番外”，粉絲創(chuàng)作的“同人”，乃至影視劇對小說的改編，都屬“重述”之列——它們或更改敘事的視角，或調(diào)整情節(jié)發(fā)展。而基于女性主義視角的重述也引人注目：瑪格麗特·阿特伍德對特洛伊戰(zhàn)爭的重述，以及安吉拉·卡特對童話故事的女性主義改寫；若將“圖像”也視為廣義上的“文本”，那么女性主義對《大宮女》《最后的晚餐》等經(jīng)典畫作的挪用亦屬此列。

經(jīng)過了重述的文本已然環(huán)繞在我們身邊，但這一話題依然值得進一步思考：為什么人們愿意進行重述，并閱讀經(jīng)過“重述”的文本？重述后的文本和被重述的文本之間有何關系？對經(jīng)典文本的重述為何必要？對于這些問題，本文將邀請讀者一同探討。

01

對文本的重述何以可能？

對經(jīng)典文本的重述，很容易被認為是一件高大上的事情。然而，即便在最平常的大眾文化中，重述也并不少見。例如，許多漫畫和網(wǎng)絡小說都擁有“番外”，作者往往會基于某一配角甚至反派的視角再現(xiàn)“正劇”內(nèi)容；而在知乎上也常常看到這樣的問題：“如何講述一個反套路的武俠故事”“可以寫一個崩壞的童話故事嗎”……這些問題旨在基于特定視角，重構人們所熟知的武俠和童話敘事。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們已然生活在一個被“重述文本”所“包圍”的意義世界之中。

然而，對文本的“重述”究竟何以可能？“作者已死”“文本并非封閉”等表述早已為人所熟知，每個人也都被默認可以對文本做出不同解讀。但人們很少思考，究其根本，文本開放性的依據(jù)究竟何在？

從現(xiàn)象學的角度來看，文本的開放性或可用意向的“充實”和“空虛”來解釋。對此，現(xiàn)象學家常用一個關于立方體的例子來說明：當我們面對某個立方體時，我們“直接看到”的只是立方體的部分側(cè)面，對于這些側(cè)面，我們的意向性是“充實”的。然而，我們實際“意向”的則是整個立方體——這個意向包含了被直接看到的、沒有被直接看到的側(cè)面。對那些沒有被看到的側(cè)面，我們的意向性是“空虛”的，它們以一種“缺席”的方式被給予。事實上，沒有人可以同時看到立方體的所有側(cè)面，但人們依然可以意向作為整體的“立方體”。因此，觀看活動是由充實的意向和空虛的意向共同構成的。隨著我們調(diào)整觀看的角度，我們會獲得不同角度的意向。

對文本的閱讀和理解也是這樣一種混合了“充實”和“空虛”的意向活動：例如，當我們閱讀“魯提轄拳打鎮(zhèn)關西”時，魯提轄和金翠蓮父女的相關情節(jié)是被“直接給予”的，因而我們對他們的意向是“充實”的。然而，對作者較少直接著墨的“鎮(zhèn)關西”，我們的意向則是“空虛”的?；谶@種“空虛”和“充實”的混合，我們獲得了關于情節(jié)的整體印象和觀感。同樣，在分析和評價文本的主旨時，人們也離不開“空虛”和“充實”的混合：所謂“經(jīng)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其中直接被給予的只是情節(jié)本身，而當缺席的事物以不同的方式被重構，不同的評價也就由此得出。
 

《現(xiàn)象學導論》，[美] 羅伯特·索科拉夫斯基，張建華/高秉江譯，上海文化出版社，2021年3月
 

因此，對文本的重述也就是對“缺席”事物的重構。

如現(xiàn)象學家弗朗索瓦絲·達斯圖爾指出的：“意向性必然涉及直接被給予之物以外事物的一種期待，因此現(xiàn)象學必然對驚奇保持開放……無論過去還是將來，都蘊含著一些現(xiàn)象學家只能間接通達、必須在其缺席中被重構的’現(xiàn)象’。”因此，對文本的“重述”是一種不折不扣的“現(xiàn)象學活動”，無論是對于“重述者”還是對于重述文本的“閱讀者”，這一活動都伴隨著“期待”和“驚奇”——這構成了“文本重述”的可能性所在，也構成了重述行為的原初動力。很多時候，出版方之所以希望對其進行重述，便是因為原作留下了懸而未決的問題。正因“缺席”，才有待進一步的“充實”，讀者也才會懷有期待。

重述的必要性還體現(xiàn)在“問題型”的改變上。如法國哲學家阿爾都塞所指出的，問題型是一個概念體系，它決定著人們所能追問的問題以及獲得的答案。在莎士比亞時代，作者和讀者都不具有系統(tǒng)而完整的、女性主義的“概念體系”，因而無法在文本中以相關方式展開“追問”。然而，在當下，女性主義也已成為人們看待社會不可或缺的“概念濾鏡”，由此，對莎翁作品提出女性主義“問題”并期待其解答也就具有了可能性和必要性。換言之，在今天，許多經(jīng)典作品的意向可以以一種在過去難以想象的方式得到“充實”，這種充實顯出了更加豐富的意義空間。

而在大眾文化領域，同人等“重述”行為往往與讀者的“自我賦權”有關。通過重述，“讀者”不再以一種匍匐于文本的姿態(tài)服從于作者的權威，而是以積極和主動的方式介入到文化生產(chǎn)的過程之中。這一文本的再生產(chǎn)過程也伴隨著自我滿足和快感的再生產(chǎn)。同時，在一定的讀者社群之內(nèi)，優(yōu)秀的重述者也可以積累文化資本，提升自己在讀者社群中的地位。
 

《粉絲文化讀本》，陶東風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2月
 

02

重述對“被重述者”意味著什么？

如果說讀者和重述者可以從重述中獲得“驚奇”和“期待”，那么對被重述的作品本身而言，重述意味著什么？尤其是經(jīng)由女性主義視角重述后的作品，與原著間保持著何種關系？

在筆者看來，可以粗略地認為，重述后的作品與原著間的關系可被分為三種。首先，經(jīng)過重述的作品可能顛覆和解構原著的意義。在安吉拉·卡特對童話故事的重述中，這種關系體現(xiàn)得尤為明顯?？ㄌ氐膫饔涀髡哒J為，她對《小紅帽》的重述就完全顛覆了原有版本中帶有道德說教意味的故事內(nèi)涵：

“故事以一系列關于狼邪惡天性的不祥說法（“它們和饑荒一樣灰，和瘟疫一樣邪惡”）和短小警世的變狼傳說開頭，用一個古代鄉(xiāng)村說書人的聲音敘述。它勾勒出原始原色的自然風光（全部是潔白和血紅），浸沒在危險的氣氛之中。于是，小紅帽在狼面前大笑，扯下他的襯衫’丟進火里，就像先前燒光自己的衣服’，這就構成了一個特別的時刻，用一幅狂暴而歡樂的畫面替代了佩羅原先道德說教的結尾。”

經(jīng)過卡特重述的故事“大多講述年輕女孩發(fā)現(xiàn)自己性征的過程，不乏色情和月經(jīng)的意象”。在風格上，她的故事也時而洋溢著“輕浮下流的諧歌劇氣氛”。雖然卡特本人明確反對將她的作品“錮死”在性別政治的框架之中來解釋其意義，但不可否認，這樣的欲望書寫已經(jīng)是在顛覆滲透在童話故事中的父權意識。

在傳統(tǒng)的童話故事中，女性最常以三種典型形象出現(xiàn)：有待拯救的無助公主；惡毒的婦人（如繼母、女巫）；缺席的生母。在這里，女性的欲望被壓制，其身份也依賴于男性的承認。因此，卡特的“重述”可被視為巴赫金意義上的“狂歡文本”：狂歡文本立足于時代，在戲仿經(jīng)典作品的過程中顛覆文本的原有結構，使之從既有的秩序中解放出來，讓受到壓抑的“聲部”發(fā)出聲音，在卡特的作品中，父權秩序下“男性-道德-崇高”與“女性-欲望-依賴”這一明確的二分經(jīng)由“欲望的狂歡”被打破，被壓制的話語在重述下得到揭示。
 

《卡特制造：安吉拉·卡特傳》，[英] 埃德蒙·戈登，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5月
 

其次，對作品的“重述”可能并不對“原作”構成直接的顛覆，而是通過挪用其中的部分元素來獲得一種鮮明的風格。這一方式在女性主義藝術家的創(chuàng)作中多有體現(xiàn)，他們創(chuàng)作的許多圖像“文本”都具有此種特征。

例如，由瑪麗·貝絲·埃德爾森（Mary Beth Edelson）創(chuàng)作的畫作：《一些活著的美國女畫家／最后的晚餐》（Some Living American Women Artists / Last Supper）挪用了《最后的晚餐》，將耶穌基督及其門徒的形象換成了女藝術家的形象。這幅作品被認為是“女權主義藝術運動中最具標志性和代表性的圖像”。
 

《一些活著的美國女畫家／最后的晚餐》
 

埃德爾森的另一作品《父權制之死》（Death of Patriarchy A.I.R. Anatomy Lesson）則挪用了倫勃朗的畫作——《杜普教授的解剖學課》，它描畫的是女藝術家們對已成尸體的“父權制”進行解剖。對經(jīng)典的挪用和戲仿使得這些重述后的作品具有非常鮮明的風格化特征。
 

《父權制之死》
 

最后，經(jīng)過重述的作品也可能與原著“相輔相成”，在差異化地表達中更加充分和完整地凸顯原文的意指。

03

女性視角的文本重述何以必要？

事實上，近來有相當一部分經(jīng)典文學作品都在女性主義的“重述”之列?，敻覃愄?middot;阿特伍德的《珀涅羅珀記》就是其中知名的著作。此外，《衛(wèi)報》也在相關的書訊中列舉了一系列此類書籍。納塔利·海恩斯（Natalie Haynes）在《千船》（A Thousand Ships）中以女性視角重寫了特洛伊戰(zhàn)爭，派特·巴克(Pat Barker)在《女孩的沉默》（The Silence of the Girls）中以布里塞伊斯的視角重寫了《伊利亞特》，瑪姬·歐法瑞爾(Maggie O’Farrell)的《哈姆雷特》（Hamnet）聚焦于莎士比亞的妻子，吉特·塔依爾(Jeet Thayil)的《女人之名》（Names of the Women）寫了和耶穌同時代的15個女人的故事。
 

《珀涅羅珀記》，[加拿大] 瑪格麗特·阿特伍德，韋清琦譯，重慶出版社，2020年8月
 

在這一“經(jīng)典重述計劃”背后，支撐該計劃之合法性的主要有三方面的理由。一方面，在這一運動中可以看到新歷史主義的影響。在關于文學的問題上，新歷史主義主張取消文學的純粹性和權威性，試圖“將文學放入文化之中，改變文學的純?nèi)恢疇?，回到文化的本然狀態(tài)。”之所以文學并非純?nèi)唬且驗樗彩悄骋粫r代文化網(wǎng)絡中意識形態(tài)建構的產(chǎn)物，和權力之間存在錯綜復雜的關系。因此，既然“經(jīng)典”無非是歷史中的建構，那么站在當代的角度對其進行新的建構也就是尋常之舉。

其次，人們對文學經(jīng)典的解讀總是隨歷史而流變的。即便保持文本的原有樣態(tài)，對這一文本的理解和評價也不可能維持不變。這一點在文學作品的哲學解讀中得到了非常充分的體現(xiàn)：例如，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諾的筆下，《奧德賽》的故事是一個現(xiàn)代性的隱喻；在黑格爾眼中，《安提戈涅》揭示了古希臘“倫理實體”解體的緣由；而在當下女性主義批評家的闡釋中，《安提戈涅》更彰顯了性別差異、親緣關系和倫理義務的新問題。很顯然，這些解讀都帶有鮮明的時代印記。超出了經(jīng)典作品的原有意指。

安提戈涅與伊斯墨涅
 

最后，更加直接的訴求則在于，舊有文本中的許多意識形態(tài)因素已經(jīng)同當下的文化氛圍與教育需求格格不入。閱讀這些新的、經(jīng)過重述的文本可施“社會教化”之功，促進性別平等氛圍的形成。作家約翰尼·桑普正是基于這一角度來評價對經(jīng)典作品的重述：

“文學為我們所了解的過去奠定了規(guī)則，但它們也為未來可以表現(xiàn)的事物奠定了基礎。書籍讓我們有能力以超出我們所知的方式來構想世界……我認為，孩子們的需求已經(jīng)發(fā)生了變化，文學也應該如此。從女性的角度來看，經(jīng)典作品重述版本將展示當女性處在敘事中心時，情況會發(fā)生何種變化。因而我們更需要性別中立的文學。這將在未來保障每個聲音都被聽到，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聲音。”

馬歇爾·伯曼曾說，馬克思那句“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道出了現(xiàn)代性體驗的核心。和其他一切“煙消云散”的事物一樣，曾經(jīng)神圣而純潔的經(jīng)典文本，在當下也需要經(jīng)受拷問和重述。也正是在這種文本的再生產(chǎn)中，當代文化生活的意義空間得以形成。由此，人們必須習慣于在不斷綿延和流變的意義之流中塑造自己的意識，并形成自身的認同。

作者｜謝廷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