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的氣度

□ 陳夢云

1937年，陳寅恪先生在《語言與文學》發(fā)表論文《狐臭與胡臭》，以隋唐史料推理和論證“疑此腋氣本由西胡種人得名，迨西胡人種與華夏民族血統(tǒng)混淆既久之后，即在華人之中亦間有此臭者，倘仍以胡為名，自宜有人疑為不合，因其復似野狐之氣，遂改‘胡’為‘狐’矣。若所推測者不謬，則‘胡臭’一名較之‘狐臭’實為原始且正確歟？世之考論我國中古時代西胡人種者，止以高鼻深目多須為特征，未嘗一及腋氣，故略舉數(shù)例，兼述所疑如此”。

1948年3月10日《東南日報》“文史”第81期刊發(fā)了黃永年先生《讀陳寅恪先生〈狐臭與胡臭〉兼論狐與胡之關系》的文章，同陳寅恪先生進行商榷。文中指出：“陳先生之說大體甚是；惟尚稍嫌未備”“據(jù)此，知‘胡臭’或‘狐臭’之事，均早已見于劉宋之時。惟吾人一方面固不能斷定前此必無關此二事之記載，而斷言此二事即始于此時。一方面亦更不必推究《幽明錄》與《異苑》成書之先后，以決定‘胡臭’與‘狐臭’二稱究為孰先。蓋決定此二稱之先后，與考定腋氣之得名，本別有其依據(jù)（如陳先生即依據(jù)‘今日國人嘗游歐美者咸知彼土之人當盛年時大抵有腋氣’及中古舊籍中腋氣與西胡之關系，而決定此二稱之先后，謂‘此腋氣中由西胡種人得名’云云也），初無預于此二稱發(fā)見于載籍之先后耳。然則陳先生置辨于此二稱發(fā)見于載籍（且為隋唐后世之載籍）之先后者，得毋稍涉蛇足之嫌乎？”“陳先生論‘胡臭’與‘狐臭’之問題，所據(jù)僅限于隋唐史料”“陳先生于‘胡臭’‘狐臭’二詞產(chǎn)生先后之解釋，謂：‘疑此腋氣本由西胡種人得名，迨西胡人種與華夏民族血統(tǒng)混淆既久之后，即在華人之中亦間有此臭者，儻仍以胡為名，自宜有人疑為不合，因其復似野狐之氣，遂改‘胡’為‘狐’矣。’案此說固甚有理致，惟鄙意以為尚未免過嫌簡單。”并在結尾總結道：“則于陳先生之說，敢修正之曰：此腋氣本由西胡種人得名，惟時人多以狐稱西胡種人，故于西胡種人之臭——‘胡臭’，亦可稱之為狐之臭——‘狐臭’；迨西胡人種與華夏民族血統(tǒng)混淆既久之后，即在華人之中亦間有此臭者，儻仍以胡為名，自宜有人疑為不合，于是‘胡臭’一詞漸廢，‘狐臭’一詞專行迄今而不替矣。鄙見如此，以視陳先生單據(jù)‘似野狐之氣’一點以疏說者，理由或較充分也。”

盡管黃先生在文章里也寫道：“陳先生謂‘腋氣本由西胡種人得名’，實為卓識。”“后學妄論，尚祈陳先生不吝賜正是感！”態(tài)度比較謙虛和誠懇，但我們從黃永年的文章里面，其實不難感受到黃永年對陳寅恪關于此問題研究材料不足和認識有偏差的批評和補正。

黃永年寫成此文時，還是復旦大學的學生，曾經(jīng)師從陳寅恪的弟子蔣天樞先生學習“大一國文”。那么，面對自己弟子的弟子的這種批評，作為史學大師的陳寅恪會有什么樣的感想呢？

黃永年先生后來回憶，《讀陳寅恪先生〈狐臭與胡臭〉兼論狐與胡之關系》見報后，黃永年將剪報寄給陳寅恪。陳寅恪先生不僅請夫人代筆給黃永年回了信，而且還將其發(fā)表在《清華學報》的《長恨歌箋證》上送給黃永年進行閱讀。

我們試想，當時的陳寅恪已經(jīng)是享譽中外的史學大師，而且雙眼已近失明，或者他原本可以對黃之批評不予理睬；或者“環(huán)顧左右而言他”，或者像當下一些知名學者那樣，尋找各種理由為自己的問題與不足開脫，或者通過蔣天樞與黃永年進行溝通等等。但是，他非常認真地給黃永年回信，雖然我們今天難以讀到陳寅恪先生給黃永年的回信，但從他請夫人為黃永年回信的認真和贈文之舉，不難感受和想見陳寅恪先生對徒孫輩的黃永年的客氣，對自己的不足的認同和對黃的感謝以及對后學的鼓勵。這也是陳寅恪先生做人與為人師者的一個側面吧。（陳夢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