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對沈從文“停不下來”的懷念里，黃永玉的寫作就成為喚回沈從文的方式。不論是寫沈從文，還是寫自己，還是寫其他，他想象中最直接的讀者對象，是他的前輩們，一個又一個人影在他眼前，心中，在他意識里明亮的地方或潛隱的深處，其中必定有，他的表叔沈從文。
要是沈從文看到黃永玉的文章，這個假設(shè)，卻有著極其現(xiàn)實的重要性，不是對于已逝的人，而是對于活著的人，對于活著還要寫作的人。——題記
一
在《沈從文與我》（湖南美術(shù)出版社，二〇一五年）的新書發(fā)布會上，黃永玉談到，要是他的文章讓表叔看了，會如何。“我不曉得他會怎么樣說我，如果他說我好我會很開心。我的嬸嬸講過我一句好，她說：你的文章撒開了，我不知道怎么把它收回來，結(jié)果你把它收回來了。這是嬸嬸說的話；他的就不知道怎么樣了，一個字都沒有看到，真是遺憾！”
其實沈從文說過黃永玉的文章，不過不是對黃永玉說的。在文學(xué)家沈從文像文物一般“出土”的時期，一九八〇年廣州《花城》文藝叢刊出了一個“沈從文專輯”，發(fā)表三篇寫沈從文的文章，傳誦一時，作者是朱光潛、黃苗子和黃永玉，黃永玉的那篇，就是長文《太陽下的風(fēng)景》。沈從文本人顯然是滿意這些文章的，他曾經(jīng)在信里跟人談起，老朋友朱光潛的文章“只千把字，可寫得極有分量”；接著又說，“黃永玉文章別具一格，宜和上月在香港出的《海洋文藝》上我的一篇介紹他木刻文章同看，會明白我們兩代的關(guān)系多一些，也深刻一些。”
“別具一格”，單就黃永玉而言；緊接著說要兩人的文章“同看”，他自己的文章指的是《一個傳奇的本事》，也是長文。李輝編《沈從文與我》，匯集黃永玉寫沈從文、沈從文寫黃永玉及其家世的文字為一冊，正是沈從文當年建議“同看”的意思。
二
《太陽下的風(fēng)景》是一九七九年底寫的，比這篇長文長出一倍還多的《這些憂郁的碎屑》是一九八八年沈從文過世之后寫的。一貫撒得開風(fēng)格。前一篇明朗，有趣，甚至那么漫長挫折的兩代人經(jīng)歷，也可以比喻為：“把我們這兩代表親拴在一根小小的文化繩子上，像兩只可笑的螞蚱，在崎嶇的道路上做著一種逗人的跳躍。”后一篇沉郁之極，哀痛彌漫，卻有刺破什么的銳利和力量。
“三十多年來，我時時刻刻想從文表叔會死。”誰能寫出這么觸目的一句話？憂傷、尖銳、真實到可怕的程度。這一句話里面有多少說得出和說不出的東西？要體會這句話的分量，得清楚和懂得沈從文的后半生。黃永玉是見證者，是身邊的親人，他的沉痛只此一句，就讓人震撼得說不出話來。
黃永玉自己也是從那段歷史中走過來的人，他懂得時代和他表叔之間的格格不入，往簡單里說，也就是一句大白話：“大家那么忙，誰有空去注意你細致的感情呢？”
也正因此，那些和“史詩時代”格格不入的“細致感情”，才顯得“壯懷激烈”。
“壯懷激烈”這個詞大概很難用到沈從文身上，黃永玉文章里出現(xiàn)這個詞，也不是說沈從文；可是，還真是覺得，用在沈從文身上也特別恰切。
黃永玉寫老一輩的交誼，說楊振聲、巴金、金岳霖、朱光潛、李健吾……他們難得到沈從文這里來，來了清茶一杯，端坐半天，淡雅，委婉，“但往往令我這個晚輩感覺到他們友誼的壯懷激烈。”——那樣的時代，他們各自的處境，這一些溫暖的慰藉，可不就是“壯懷激烈”。
三
一九七一年六月，下放在河北磁縣軍墾農(nóng)場的黃永玉，意外地收到下放在湖北咸寧雙溪的沈從文寄來的小說《來的是誰？》，還有一封信。小說和信都沒有收入《沈從文全集》。這八千多字的小說，寫的是黃家前傳，黃永玉家世中不為人知的神秘部分，作為一部大作品的引子。這部大作品沒有寫出來，從信里可以清楚地看到相關(guān)的信息和這位老人的構(gòu)思：
照你前信建議，試來用部分時間寫點“家史并地方志”看看……但這個引子，你那么大人看來，也就會吃一驚，“這可是真的？”“主要點就是真的。”好在這以下不是重點，重點將是近百年地方的悲劇和近似喜劇的悲劇，因為十分現(xiàn)實，即有近萬的家鄉(xiāng)人，已在這個歷史過程中死光了。你我家里都攤了一份。
前五章，第一章“盤古開天地”說起，“從近年實物出土寫下去”；第二章是二百年前為什么原因如何建立這個小小石頭城；第三、四章敘述這么一個小地方，為什么會出那么多人，總督、道尹、翰林、總理、日本士官生、保定生，還有許多廟宇，許多祠堂；第五章敘述辛亥以前社會種種。假定可寫十六章到二十章。近七十歲的人，在下放的環(huán)境中，沈從文自己也沒有確定的信心能完成這么龐大的設(shè)想。
四
這些年，黃永玉幾乎全身心投入寫作自傳體長篇小說《無愁河的浪蕩漢子》，這部作品從一個意義上未嘗不可以看作，既是沈從文文革中開了個頭的黃家家史和地方志作品的延續(xù)，也是更早以前《一個傳奇的本事》的延續(xù)。沈從文抗戰(zhàn)后寫《一個傳奇的本事》，本為介紹黃永玉的木刻，寫的主要卻是黃永玉的父母和家鄉(xiāng)的歷史事情，關(guān)于黃永玉倒沒有怎么敘述。那么，接下來——這中間隔了好幾十年——黃永玉就自己來寫自己。
這漫長的寫作過程，同時也是與表叔漫長的對話過程。他一次又一次無限遺憾地表示，要是表叔能看到，會出現(xiàn)什么樣的情景。他想象表叔會加批注，會改，批注和改寫會很長很長，長過他自己的文字。寫作，也是喚回表叔與自己對話的方式。
布羅茨基曾經(jīng)斬截地說：一個人寫作時，“他最直接的對象并非他的同輩，更不是其后代，而是其先驅(qū)。是那些給了他語言的人，是那些給了他形式的人。”（《致賀拉斯書》）黃永玉與他的表叔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當然更超出了語言和形式。
要是沈從文看到黃永玉的文章，這個假設(shè)，卻有著極其現(xiàn)實的重要性，不是對于已逝的人，而是對于活著的人，對于活著還要寫作的人。
這個假設(shè)，不是要一個答案，來解決這個問題，從而結(jié)束這個假設(shè)。而是，活著的人把它展開，用寫作把它展開，并持續(xù)地伴隨著寫作。它成為寫作的啟發(fā)、推動、支持、監(jiān)督、對話，它變成了寫作的動力機制中特殊的重要因素。
沈從文剛剛?cè)ナ篮蟮哪切┤兆?，黃永玉在香港寫《這些憂郁的碎屑》，這不是一篇普通的悼亡之作，他一次又一次在文中說，“從文表叔死了”，“表叔真的死了”，可是從他心中呈現(xiàn)到他筆下的那些憂郁的碎屑，抵抗著死亡和消失。從此，他開始了對表叔不能停止的懷念。
去年八月，黃永玉整九十歲生日那天，李輝帶我去順義黃先生住處參加一個小型聚會，一見面，黃先生就對我說：“你寫的《沈從文的后半生》，事情我大都知道，但還是停不下來，停不下來，讀到天亮，讀完了。”
——在“停不下來”的懷念里，他的寫作就成為喚回沈從文的方式。不論是寫沈從文，還是寫自己，還是寫其他，他想象中最直接的讀者對象，是他的前輩們，一個又一個人影在他眼前，心中，在他意識里明亮的地方或潛隱的深處，其中必定有，他的表叔沈從文。
作者｜張新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