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秋天，長沙定王臺湖南省立圖書館。入門處站著一名青年，青年瘦瘦高高，仰著頭，一動不動——他被墻上的世界坤輿大地圖吸引了，希望從上面找到自己的家鄉(xiāng)。但他看了一遍又一遍，地圖上既沒有湘潭的字樣，更沒有韶山的名字。
這是未滿19歲的毛澤東，走出鄉(xiāng)關剛一年多。他被震撼了：世界原來那么大！
1919年，毛澤東積極組織湖南青年赴法運動，自己卻沒有去。他在給同窗周世釗的信中解釋：似乎應先研究中國的古今學說制度，再到西洋留學才有得比較；對于中國的情形，應先進行調查研究，等回國后做，“恐怕有些困難”。
1959年，毛主席和亞非拉青年朋友在一起。
在1936年之前，毛澤東同外部世界的聯(lián)系，僅限于同共產(chǎn)國際代表和蘇聯(lián)共產(chǎn)黨人為數(shù)不多的來往。比如，一大期間，與共產(chǎn)國際代表維經(jīng)斯基會晤；國共合作時，同蘇聯(lián)顧問鮑羅廷、共產(chǎn)國際代表羅米那茲等有不同程度的接觸。那時，毛澤東同西方國家，幾乎沒有什么交往。但1935年10月，在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毛主席寫下了《念奴嬌·昆侖》。他以雄奇的想象將昆侖山裁為三截，“一截遺歐，一截贈美，一截還東國”，以求“太平世界，環(huán)球同此涼熱”。“毛主席表達了徹底消滅帝國主義，實現(xiàn)世界大同理想的堅強決心。”中國井岡山干部學院教授、副院長汪建新認為，這首詞塑造了一個立足中華、放眼世界、胸懷全人類的光輝形象。
延安是一個起點。第一位走進陜北根據(jù)地，同毛主席深入交談、向世界報道中國共產(chǎn)黨的人是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從此，毛主席同外國人士的交往，就成為中國共產(chǎn)黨外交進程的一部分。
美軍觀察組
“歡迎美軍觀察組的戰(zhàn)友們！”
——毛主席在延安寫下的社論標題
“他十分希望把這些信息傳達出去。”
——美軍觀察組謝偉思對毛主席的印象
斯諾之行，開啟了西方了解中國共產(chǎn)黨的新紀元。1936年6月，他輾轉來到陜北，采訪4個月。毛主席常常和他徹夜長談，談中國共產(chǎn)黨的基本政策、游擊戰(zhàn)術、抗日主張、與共產(chǎn)國際的關系等。“他精力過人，不知疲倦，是一個頗有天才的軍事和政治戰(zhàn)略家。”斯諾說。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窯堡召開會議，高舉起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旗幟。明確提出，在日本帝國主義企圖全面入侵中國的危機面前，黨要‘執(zhí)行靈活的外交政策’，‘同一切和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相反對的國家、黨派、甚至個人，進行必要的諒解，妥協(xié)，建立國交，訂立同盟條約的關系’?；谶@樣的政策調整，中國共產(chǎn)黨開始推動更加積極主動地對外交往。斯諾受到真誠熱切的歡迎。在與斯諾談話中，毛澤東即表達了中國共產(chǎn)黨抗戰(zhàn)到底的決心，也明確表達了中國共產(chǎn)黨對于爭取外援、建立世界反法西斯聯(lián)盟的希望。”延安干部學院馮建玫教授說。
斯諾將所見所聞記錄下來，用英語寫成《紅星照耀中國》一書，轟動世界。一大批人因為這本書對延安產(chǎn)生興趣。美國總統(tǒng)羅斯福兩次召見斯諾，了解中國及其領袖、紅軍及蘇區(qū)的情況。加拿大共產(chǎn)黨人白求恩在給友人的信中，回答他為什么來到延安時說：“請讀埃德加·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和史沫特萊的《中國紅軍在前進》，讀后你們必將與我同感。”此時來延安的主要是民間人士。
1941年底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后，美國對國民政府的抗戰(zhàn)能力日益不滿，而以毛主席為首的中國共產(chǎn)黨人也想借用美國力量迫使國民政府進行民主改革，避免內(nèi)戰(zhàn)。
延安迎來一個半官方團體——代號“迪克西使團”的美軍觀察組。他們于1944年的7月22日飛抵延安，第一批共9人，由組長包瑞德上校率領。觀察組“最重要的工作是同共產(chǎn)黨高級指揮機關進行外交聯(lián)系。這項工作主要是由史迪威辦公室的外交官謝偉思執(zhí)行”。
謝偉思可以說是美軍觀察組最重要的人物。這位傳教士的兒子，1909年出生于四川，人生前1/3的時間在中國度過。1943年初，謝偉思就向美國決策人指出，中國共產(chǎn)黨的力量正在擴大，建議派遣觀察員去延安了解情況。但蔣介石一直阻撓。1944年，國民黨在豫湘桂戰(zhàn)役中慘敗。6月，羅斯福派遣華萊士訪華。謝偉思為其準備介紹文件，經(jīng)過4天的艱難會談，美國觀察員獲準前往延安。
對于美軍觀察組的到來，毛主席很重視。1944年7月4日，他致電林伯渠、董必武，細致地告知飛機在延安機場降落時應注意的事項。7月22日，延安騰出最好的房子——交際處的8孔窯洞，作為觀察組的住所。8月15日，《解放日報》發(fā)表經(jīng)毛主席改寫的社論《歡迎美軍觀察組的戰(zhàn)友們！》。“戰(zhàn)友們”三個字，是毛主席特意加上去的。
作為美軍觀察組人員，謝偉思和毛主席進行了3次談話。7月26日，毛主席出席為觀察組人員舉辦的歡迎晚宴，謝偉思就坐在他身旁。兩人交談時間不長，毛主席提到：“我聽恩來同志和董必武說，你對中國政治感興趣，并且知道你一直是我們在重慶代表團的友人。”謝偉思記得：“我強烈地感覺到，他為了進行中國的建設，確實希望同美國進行合作。他十分希望把這些信息傳達出去。”
毛主席想傳達的信息是什么？一個月后的8月23日，毛主席約見謝偉思，就美國對華政策與國共關系問題、中國共產(chǎn)黨的實力、中國共產(chǎn)黨同蘇聯(lián)的關系等，進行了長達6小時的會見。“這次會見是毛主動提出的，并且由他來主持談話。他態(tài)度友好，不拘禮節(jié)，并且我們相信他談話直率。可以肯定，他的陳述是直截了當和給人啟示的。我認為，這些陳述是我們迄今所得到的將來在全國性事務中起什么作用的想法和計劃的最明確的示意。”謝偉思說。
在后來發(fā)回的備忘錄中，謝偉思斷定，蔣介石在戰(zhàn)后必然發(fā)動內(nèi)戰(zhàn)，而內(nèi)戰(zhàn)的結果一定是中共獲勝。謝偉思的分析并未引起華盛頓的過多重視，但美軍觀察組來延安，標志著美國和中共建立起一種半官方關系，具有外交性質。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第一代中國共產(chǎn)黨人，用他們的智慧和真誠，打開了通往全國、通向全世界的一扇門。
近鄰
“獻給無產(chǎn)階級革命家，中國人民的親密戰(zhàn)友胡志明同志。”
——毛主席給胡志明的挽詞
“毛主席很偉大，做中國人真幸福。”
——胡志明在杭州會晤后說
關于毛主席不拘小節(jié)、真誠坦率的描述很多，但像勸客人脫掉汗衫的“殊遇”，只有胡志明一人享有。毛主席的衛(wèi)士長李銀橋曾回憶，有一年夏天兩人會面時，天熱，胡志明的汗衫濕了一大塊。毛主席像普通人家里來了客人一般，忙碌個不停，把毛巾遞到對方手里，弓著腰給洗臉的胡志明扇扇子。見他還是熱得直冒汗，毛主席干脆勸他脫掉濕汗衫，“就像在家里一樣”。“脫，脫吧！”毛主席多番勸說，胡志明終于放下了包袱，和毛主席開懷暢談了。
1960年12月3日，毛主席會見越南民主共和國主席胡志明。
1969年9月3日，胡志明逝世。在周總理提交的中國政府告別方案上，毛主席顫抖著批了“同意”，讓“馬上送總理”。秘書拿起報告，正要離去，又聽毛主席說：“再去給我找一張胡志明的照片來。”秘書答應著，回頭便看見毛主席臉上淌著淚水。在送的花圈的緞帶上，毛主席寫道：“獻給無產(chǎn)階級革命家，中國人民的親密戰(zhàn)友胡志明同志。”
毛澤東與胡志明識于微時。1926年，毛澤東參加國民黨在廣州召開的二大，胡志明也列席此次會議。同年3月，毛澤東在廣州開展宣傳等工作，胡志明也以共產(chǎn)國際代表鮑羅廷翻譯的身份在那里。1942年，胡志明在廣西被國民黨抓捕，毛澤東、周恩來設法將其營救出來。都是農(nóng)民的兒子，都有遠大的志向，都要把國家從水深火熱中拯救出來……太多的共同點，讓兩人的友情持續(xù)一生。
1949年，當新中國的國歌在中華大地上響起，胡志明仿佛看到了越南人民解放的希望，立即寫來賀信。兩三個月后，他秘密離開越南，步行17天走到中越邊境，來到中國。此時毛主席在訪蘇，于是，胡志明又前往莫斯科。
那時，國際上還沒有國家承認越南民主共和國。胡志明求助于各社會主義國家，斯大林認為這樣會刺激各帝國主義國家。而毛主席認為承認了是長自己的志氣，滅敵人的威風。新中國成為第一個承認越南民主共和國并與之建立外交關系的國家。胡志明此行的另一目的是請求援越抗法。在訪蘇的最后一站奧特保爾，他決定問個明白：“越南今后的抗法戰(zhàn)爭只有靠中國援助了。”毛主席凝視著他說：“我們是兄弟黨，又是近鄰嘛！在軍事物資上盡量援助你們是應該做的……”“不過我要說清楚，我們派去的干部是些土顧問啊！”胡志明笑著說：土顧問我們也要！
以羅貴波、陳賡、韋國清等人為首的顧問團被派往越南。羅貴波曾回憶，1951年，短暫歸國的他陪再次秘密訪華的胡志明到中南海。胡志明向毛主席說：“他（羅貴波）太謹慎了，太謙虛了。我希望你們交給他多提意見這個任務。毛主席，你們是否同意？”毛主席說：“我們同意，但是他向你們所提的意見或建議僅供你們參考，你們認為他提得對，就采納，不對，就不采納，由你們自己決定。”胡志明被毛主席的誠摯感染了，站起來說：“我和越南同志從你們的行動中感受到對我們幫助的真心實意。”
中國前駐越南大使張德維回憶，上世紀60年代初，胡志明來中國住在中南海。“當時是很特殊的待遇了，因為外國元首、外國領導人都是住在大酒店，住在外頭的賓館，唯有胡志明，是毛主席和周總理安排他住在中南海。”
胡志明晚年多病，毛主席多次接他來中國治療。1965年6月，胡志明到杭州休養(yǎng)，毛主席恰好也在杭州。6月13日，毛主席到謝家花園看望胡志明，他特意囑咐工作人員，等車到了門前再通報，以免對方謙讓。據(jù)謝家花園當時的工作人員回憶，兩位老人沿著謝家花園九曲石徑一邊走，一邊聊，聊越南的最新情況。等毛主席離開后，胡志明對身邊工作人員說：“毛主席很偉大，做中國人真幸福。”
破冰
“你可能就個人來說，不在打倒之列……都打倒了，我們就沒有朋友了嘛。”
——毛主席會見尼克松時說
“盡管毛說話有些困難，但他的思緒顯然像閃電一樣敏捷。”
——尼克松憶毛主席
1970年10月1日，毛主席邀請老朋友、美國記者斯諾登上天安門城樓，參觀國慶典禮。12月18日，他又邀請斯諾到中南海長談，其間多次提到美國總統(tǒng)尼克松——
“我說如果尼克松愿意來，我愿意和他談，談得成也行，談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當做旅行者來談也行，當做總統(tǒng)來談也行?？偠灾?，都行……中美兩國總要建交的。中國和美國難道就一百年不建交啊？”
1972年2月21日，毛主席在中南海會見美國總統(tǒng)尼克松。
20世紀70年代，美蘇爭霸中出現(xiàn)了蘇攻美守的局面。美國為扭轉同蘇爭霸的不利地位，謀求從越南脫身，轉而同中國接近。尼克松上臺后，多次明確表達改善美中關系的強烈愿望。毛主席自然也注意到了尼克松的信號。“他在天安門城樓會見斯諾，正是要‘放個試探氣球’。”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歷史研究院研究員周溯源分析。
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數(shù)次秘密訪華后，1972年2月，尼克松終于啟程飛往北京。同行的美國國務卿羅杰斯有些擔憂地對尼克松說，要避免雙方會面時毛澤東“高高在上”，比如尼克松上臺階時毛澤東卻站在臺階頂端。尼克松也認為，這趟旅程會像“發(fā)現(xiàn)新大陸的航行一樣不可預卜，并且在某些方面一樣危險”。
尼克松的顧慮很快被打消了。2月21日，飛機落地北京2個多小時后，毛主席便邀請尼克松到中南海會面——9天前，毛主席剛剛經(jīng)歷了一次突然休克，健康狀況極不穩(wěn)定，會見時醫(yī)療組在隔壁處于“臨戰(zhàn)狀態(tài)”，連強心劑都提前裝到了針管里。
談話時間原定15分鐘左右，但年近八旬的毛主席和尼克松談了70分鐘。談到中國當時常用的“全世界團結起來，打倒帝、修、反”的口號時，毛主席說：“你可能就個人來說，不在打倒之列?？赡芩ㄖ富粮瘢┮膊辉趦?nèi)。都打倒了，我們就沒有朋友了嘛。”
談話結束時，毛主席稱贊尼克松的《六次危機》寫得不錯，尼克松微笑著搖搖頭說：“你讀的書太多了。”
毛主席謙虛道：“讀得太少，對美國了解太少了，對美國不懂，要請你們派點教員來，特別是歷史教員和地理教員。我跟早幾天去世的記者斯諾說過，我們談得成也行，談不成也行，何必那么僵著呢？一定要談成？一次沒有談成，無非是我們的路子走錯了。那我們第二次又談成了。”
尼克松在回憶錄中寫下對毛主席的第一印象：“顯然，他有一種非凡的幽默感。盡管毛說話有些困難，但他的思緒顯然像閃電一樣敏捷。”
1972年2月27日，兩國政府在上海簽署《中美聯(lián)合公報》。出席宴會時，尼克松在講話中興奮地表示：“我們訪問中國的這一周，是改變世界的一周。”
周恩來總理回到北京后，向毛主席匯報了情況。“是他改變了世界？”毛主席伸手拿起一支雪茄，深深地吸了一口，笑著說，“我看還是世界改變了他。要不，他隔海罵了我們好多年，為什么又要飛到北京來？”
尼克松卸任后，繼任總統(tǒng)福特未能實現(xiàn)美中關系正常化，反而采取了“拖”的政策。毛主席再次邀請尼克松訪華。“此時邀請尼克松，象征意義不言自明。”周溯源說。
1976年2月，尼克松以私人身份訪華，毛主席仍然按總統(tǒng)規(guī)格接見他，雙方談話時間長達1小時40分鐘。這是毛主席生命的最后一年，他的健康狀況迅速惡化，行走困難。會晤結束時，助手們把毛主席從椅子上扶起來，攙著他陪尼克松走向門口。在電視燈光和攝像機要記錄兩人最后的握手時，毛主席卻推開了助手們，自己站在那里向尼克松一行人告別。
尼克松對這一幕印象深刻：“無論別人怎樣看待他，誰也不能否認他已戰(zhàn)斗到最后一息了……”
古巴游擊戰(zhàn)
“切，你好年輕！”
——毛主席會見切·格瓦拉時說
“我是毛主席的學生。”
——切·格瓦拉請求會見時說
“不知道為什么，我看到了同志們很高興，很親近。我們這些國家所處的地位相同，同受帝國主義的壓迫，經(jīng)濟發(fā)展水平也差不多，同是所謂不發(fā)達的國家。我看到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朋友就高興。”1959年，毛主席在同拉丁美洲一些國家共產(chǎn)黨領導人談話時說。
20世紀50年代起，民族解放運動在拉丁美洲風起云涌，有相當一批革命者閱讀過毛主席著作并深受影響，切·格瓦拉便是其中之一。1960年11月17日，切·格瓦拉率領古巴政府經(jīng)濟代表團首次訪華。次日，他向周恩來總理提出了一個“最懇切的要求”：“無論如何都要見見毛主席。”
切·格瓦拉是古巴共產(chǎn)黨和古巴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和領導人之一。他出身于阿根廷的名門望族，在大學休學旅行時目睹底層人民的疾苦，決定投身革命。其間，他與菲德爾·卡斯特羅一見如故，很快成為卡斯特羅最信賴的助手。此次提出與毛主席會面，既源自卡斯特羅的交代，也是切·格瓦拉的個人愿望。
“他說他非常崇拜毛主席，喜歡讀毛主席的著作。”著名翻譯家、切·格瓦拉當時的翻譯之一王懷祖回憶。
“我是毛主席的學生。”切·格瓦拉告訴王懷祖，他寫了一本《游擊戰(zhàn)》，是學習毛主席戰(zhàn)略戰(zhàn)術的心得體會。
中方很快作出安排。11月19日，66歲的毛主席與32歲的切·格瓦拉見面了。見到仰慕已久的毛主席，切·格瓦拉竟一時緊張得說不出話來，還是毛主席先開口，用帶有家鄉(xiāng)語調的問候化解了緊張的氣氛：“切，你好年輕！”切·格瓦拉恭敬地對毛主席說：“我們對您一向是很敬仰的。您的游擊戰(zhàn)理論給我們很大的指導。”
切·格瓦拉誠懇地表示，他從毛澤東思想中受益良多：“毛主席著作中有一點是很重要的，菲德爾看出來了，我最初沒有看出來，這就是優(yōu)待俘虜。注意了這一點，很起作用。原先，我們把俘虜?shù)男鸵路寄眠^來，因為我們的戰(zhàn)士沒有，后來看了你的文章，我們不這樣做了。”
毛主席點頭稱是：“這是瓦解敵軍的辦法。”
切·格瓦拉還向毛主席講了一個小插曲：有一次，他帶領不到一個連的戰(zhàn)士繳獲了一輛坦克，卡斯特羅表示要把坦克收到起義軍總部去。“我當時心里不愿意，卡斯特羅拿來您的小冊子，上面寫了一切繳獲要歸公。后來我想通了，服從大局，將坦克上繳。”切·格瓦拉說。
他還向毛主席“訴苦”道，學醫(yī)出身的他被任命為古巴國家銀行行長。
毛主席指指一旁的國務院副總理兼財政部部長李先念，向切·格瓦拉寬慰道：“我們剛革命勝利的時候，也是非常缺少財政人才的。越到后來，我們越注意培養(yǎng)各類干部。但是，我們培養(yǎng)的人手，總嫌不夠用。于是，我們只好抓個‘大兵’來管錢。事實證明，我們這樣的做法也沒有什么不好。”
回國前，切·格瓦拉對王懷祖說，毛主席和周總理的接見令他永生難忘，回古巴后，他一定會把中國政府和人民對古巴人民的友好感情全力傳達給古巴人民。正如他所言，他在古巴不遺余力地公開介紹中國的情況，號召民眾向中國學習，古巴由此興起了一陣“中國熱”。
非洲情結
“這不是什么報答。先獨立的國家有義務幫助后獨立的國家。”
——毛主席會見卡翁達時說
“他是一位真正的朋友——無論是在勝利歡樂的時刻，還是在困難失望的時刻。”
——卡翁達在悼念毛主席時說
毛主席有特殊的非洲情結。他曾說：“所有非洲的朋友，都受到中國人民的歡迎。我們同所有非洲國家人民的關系都是好的，不管是獨立的或沒有獨立正在斗爭中的人民。”
“20世紀50到60年代，非洲民族解放運動蓬勃發(fā)展。毛主席熱情支持非洲的解放事業(yè)，與非洲人民結下深厚情誼。贊比亞共和國的開國元勛肯尼思·卡翁達（以下簡稱卡翁達）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中國社會科學院西亞非洲研究所研究員楊寶榮告訴《環(huán)球人物》記者。
卡翁達出生于1924年，做過教師、中學校長，27歲時辭去教職投身民族獨立斗爭，曾被英國殖民當局逮捕入獄。1964年，贊比亞宣告獨立，卡翁達成為總統(tǒng)并執(zhí)政27年。他親歷了中贊、中非關系的多個重要時刻。如今常常被用來形容中非友好的“全天候朋友”一詞，首創(chuàng)者正是卡翁達。
毛主席在世時，曾兩度與卡翁達會面。1967年，卡翁達開啟首次中國之行，毛主席破例在人民大會堂門口迎接了他?？ㄎ踢_此行的一個重要事項是與中國商定坦贊鐵路的相關事宜。銅礦是贊比亞的支柱產(chǎn)業(yè)，但作為內(nèi)陸國家，贊比亞的銅礦出海通道受制于他國的白人種族主義政權。“贊比亞和坦桑尼亞獨立后，迫切需要開辟一條新的運輸線來發(fā)展民族經(jīng)濟，同時支持南部非洲地區(qū)的反帝反殖斗爭。兩國曾向西方大國和當時的蘇聯(lián)尋求幫助，但四處碰壁，沒有下文。時任坦桑尼亞總統(tǒng)尼雷爾和卡翁達由此將目光轉向了中國。”楊寶榮說。
一番交流后，卡翁達將話題轉到坦贊鐵路上。他感動地說：“贊比亞只有幫助非洲其他地區(qū)的自由戰(zhàn)士，使他們獲得獨立，才能報答中國的幫助。”毛主席當即表示：“這不是什么報答。先獨立的國家有義務幫助后獨立的國家。你們獨立才兩年半，還有很多困難，你們也幫助了未獨立的國家。我們獨立已有18年了，更應該幫助他們。”
1967年，中國援助坦贊鐵路的首批機車運抵坦桑尼亞達累斯薩拉姆港口。
1976年7月，歷時5年零8個月的建設后，穿越崇山峻嶺、河谷盆地、叢林沼澤的坦贊鐵路通車了。一位聯(lián)邦德國的記者以《毛澤東的人做得更快些》為題報道稱：“中國人與美國人正在東非進行一場艱苦的決斗。然而，今天已經(jīng)可以確定一點：中國人毫無疑問地占了上風。”
1974年2月下旬，卡翁達第二次訪華。毛主席當時的身體很不好，一個月要發(fā)兩次燒，說話也不太清楚，但他仍會見了卡翁達，雙方留下了一段影響歷史的對話。
“我看美國、蘇聯(lián)是第一世界。中間派、日本、歐洲、澳大利亞、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們是第三世界。”
“我同意主席先生的分析。”
“美國、蘇聯(lián)原子彈多，也比較富。第二世界，歐洲、日本、澳大利亞、加拿大，原子彈沒有那么多，也沒有那么富，但是比較第三世界要富。你看這個解釋好不好？”
“主席先生，您的分析很確切，十分準確。”
“毛主席首次向非洲朋友披露了關于劃分‘三個世界’的著名戰(zhàn)略思想，顯示了對非洲朋友的高度信任。后來，‘三個世界’理論成為我國對外工作的指導方針。”中非人民友好協(xié)會理事、中國前駐開普敦總領事陸苗耕說。
此番會談前，卡翁達向毛主席贈送了一套贊比亞特產(chǎn)的紅銅茶具。毛主席笑著展示了平日用的景德鎮(zhèn)瓷杯，并說：“我的好雖好，但一摔就碎。你的雖然沉，耐摔。咱們是各有千秋！”卡翁達被毛主席的幽默逗得哈哈大笑。
1976年，毛主席逝世，卡翁達用長長的唁電表達了深切哀思。“我們悼念他，因為他是我們友好的人民的偉大革命領袖。我們悼念他，因為他是一位真正的朋友——無論是在勝利歡樂的時刻，還是在困難失望的時刻。”
2009年11月，85歲高齡的卡翁達第七次訪問中國，終于實現(xiàn)了自己的夙愿——到韶山。蒙蒙細雨中，他莊重地向主席銅像敬獻了花籃。參觀即將結束時，卡翁達突然停下腳步，感慨萬千地說：“One China,one Chairman Mao(一個中國，一個毛主席)。”現(xiàn)場的人被他的情緒所感染，齊聲道：“One China,one Chairman Mao！”
從1936年在延安和斯諾會面開始到1976年逝世，毛主席接待了數(shù)不清的外國人士。他們來到中國，或充滿好奇，或包含敵意，或為了連橫合縱而來，或想探探中國共產(chǎn)黨的虛實。但最終，他們都被毛主席的胸襟、韜略所折服。他們說，毛主席是“巨人中的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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