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數(shù)學家對年輕人發(fā)出一個“警告”

“人生中，

真正的競爭是在后面，

而現(xiàn)在的家長太看重前面了。”

不久前，在第六十三屆國際奧林匹克數(shù)學競賽上，中國隊以全隊滿分的成績名列總分第一，6名參賽隊員全部獲得金牌。

這是中國隊自2019年以來連續(xù)第四年奪得團體第一。

同時，第二十九屆國際數(shù)學家大會也在線上召開，約200位數(shù)學家作了學術報告，其中有14位是中國人。

這是中國數(shù)學家受邀作報告人數(shù)最多的一次。

“20多年前，在這個大會上被邀請作報告的中國數(shù)學家是個位數(shù)。”袁亞湘對《環(huán)球人物》記者說。

“人生是場馬拉松”

作為國際知名數(shù)學家、中科院院士、中國科協(xié)副主席，袁亞湘認為國內數(shù)學人才的成長速度很快，在國際舞臺上也越來越活躍。

回憶起自己的青少年時代，袁亞湘感慨良多。

他出生在湖南資興農村，15歲高中畢業(yè)后，回老家當了3年農民。除了種田，他還兼任過生產隊出納、會計和保管員。

因為從小喜歡數(shù)學，他在干農活之余，把能找到的初高中教材翻來覆去地看了很多遍。

·袁亞湘（后排右一）小時候與父母、哥哥的全家福。

1977年，恢復高考的消息傳來，袁亞湘向生產隊請了一個月的假，回到高中母校脫產復習。

當時，農村學校里有不少從大城市下放而來的優(yōu)秀教師，其中一些人還畢業(yè)于名牌大學。在老師們的指導下，袁亞湘獲益匪淺。

他的高考志愿也是老師們結合他的愛好和特長選的，建議他填報湘潭大學數(shù)理系計算數(shù)學專業(yè)。 

“當時計算機是剛剛興起的事物，我們這些農村孩子聽都沒聽過。因為我喜歡數(shù)學，老師認為數(shù)學跟計算機掛鉤會有很好的發(fā)展前景。”袁亞湘說。

這些老師后來都調回了城市里的學校。袁亞湘也感嘆，“老家的中學后來再也沒有當年那么好的師資配置了”。

袁亞湘成了那年生產隊里唯一考上大學的人。

“如果再晚兩三年恢復高考，我的人生軌跡可能會完全不同。按家鄉(xiāng)的習俗，我會早早結婚生子，成家之后或許就不會再考大學了，那么今天的我應該還在老家務農。”

之后的人生更是袁亞湘沒有想到的——

本科畢業(yè)后，他先后在中科院、英國劍橋大學攻讀碩士、博士，并在劍橋從事研究工作；

1988年回國，1995年出任中科院計算數(shù)學所所長，同年獲首屆馮康科學計算獎；

2011年當選中科院院士，次年當選美國數(shù)學學會首屆會士，2015年當選發(fā)展中國家科學院院士；

2016年擔任中國科協(xié)副主席；

2017年獲美國工業(yè)與應用數(shù)學學會杰出貢獻獎（首位華人）；

2021年當選倫敦數(shù)學會榮譽會員。

基于自己的經(jīng)歷，袁亞湘覺得高考成績在人生中既重要，又沒那么重要。

“現(xiàn)在中國人的平均壽命將近80歲，而高考是在18歲。從數(shù)學的角度說，你人生的黃金分割點還沒到呢！人生是一場馬拉松，高考只是開始階段，家長們何必著急呢？”

·袁亞湘在大學里舉辦講座，與學生交流。

袁亞湘覺得人生需要后勁。

他喜歡長跑，在湘潭大學的4年里，每天早上跑5000米，風雨無阻。

原本他的身體并不健壯，但通過鍛煉變得非常健康，不僅在學校運動會的長跑比賽中拿到名次，身高也從1.69米長到1.77米。

“人生中，真正的競爭是在后面，而現(xiàn)在的家長太看重前面了。孩子天性是愛玩的，如果從小就逼著他們學太多知識，可能會適得其反。其實孩子只要懂得不斷努力就行了，早期用力過猛往往是不好的。”

在袁亞湘看來，雖然名牌大學的成才比例是要高一些，但普通高校的成才比例也低不了多少，關鍵還是看個人能否持之以恒地努力。

“我希望中國的孩子們有一個快樂的童年，也希望家長們想開一點：你們自己沒考上清華北大，難道過得就不幸福嗎？所以還是心態(tài)問題。”

“我是要報效祖國的”

袁亞湘曾說，自己從母親那里學到了很多人生道理，其中一條是：不管怎樣，都要活得高高興興的。

這句話一直鼓勵他樂觀向上，遇到挫折和困難時就對自己說：“天又不會塌下來。”

考大學時，袁亞湘對于外面的世界并不了解。當時的他不想去湖南以外的地方讀書和工作，“就連長沙都覺得已經(jīng)蠻遠了”。

去大學報到，他用一根扁擔挑著行李，穿著一雙新買的解放鞋，坐綠皮火車到湘潭。

列車走走停停，300多公里的路程花了20多個小時。

下了火車，他又坐上學校派來的汽車，等到了湘潭大學一看，覺得“和我們農村差不多嘛”。

那時湘潭大學周圍還是荒郊野嶺，而且因為處于復校階段，到處都在搞基建。

袁亞湘下車時一腳踩在稀泥里，新鞋成了泥巴鞋。

·數(shù)學帶給袁亞湘無窮的樂趣。

第一個學期，教學樓還沒蓋好，很多課都是在食堂上的，但師生們的勁頭很足。

袁亞湘是全系成績最好的學生之一，第二年就當了學習委員。在校期間，他參加了湖南省大學生理科數(shù)學競賽，獲得了一等獎。

畢業(yè)時，又是在老師的建議下，他報考了中科院的研究生。

“我基本上屬于順其自然的人，從上學到工作，都沒有預先設立什么宏大的志向。”袁亞湘對記者說。

他曾打過一個比方：自己的人生就像跳遠，不設定目標，而是盡量往遠處跳，“如果像跳高那樣預設一個高度，跳不過可能很郁悶……我唯一要做的是不斷努力，最終達到什么成績不強求”。

袁亞湘出國是在1982年。

剛到劍橋大學時，他感受到中國在很多方面與西方發(fā)達國家存在著巨大差距。

“我是公派留學生，但從第二年起，劍橋就開始給我發(fā)獎學金，金額比當時國內普通教師的月工資還要高很多倍。”

劍橋當時只有30多名中國大陸人，其中有七八名是研究生，其余大多是訪問學者。

“學不好，人家不說袁亞湘不行，會說中國人不行，所以我就很努力地學習。”

·2008年，袁亞湘在劍橋大學。

“一出國就愛國”這句話，袁亞湘深有體會。

有一次，學院里負責研究生工作的老師竟然問他：“聽說我們劍橋發(fā)給你們的獎學金，中國政府還要扣一部分錢？”

“他的口氣很不屑，我聽了非常生氣。當時中國很窮，外國人不了解中國，就按照他們的思維方式評論。我們一到國外，天然就有一種民族感情，覺得自己代表著祖國，這種情緒在國內時反而感覺不到。”袁亞湘說。

留學期間，袁亞湘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愛國的情感也讓他做出了回國的決定。

“我尊重每個人的選擇，但從我自己來說是要報效祖國的，所以很自然地回國了。”

“純基礎研究就像高雅藝術”

今天，中西方實力對比早已不同往日，但仍有很多年輕人為“是否出國”“是否回國”而糾結。

袁亞湘認為出國不應該是盲目的，要看專業(yè)、看學校、看導師。

國內著名大學的一些學生，為了圓出國夢而跑到海外很差的學校留學，這讓袁亞湘感到有點可惜。

“打個比方，如果你要學少林功夫，最好的學校當然是少林寺啊，何必去美國呢？我們有那么多好學生去美國，有幾個進入最好的大學、最好的專業(yè)了？出國不是目的，跟有本事的人學東西才是目標，否則就是人才的浪費。”

雖然尊重個人選擇，但袁亞湘還是希望年輕人能多一些家國情懷，從民族利益的角度出發(fā)看待中西方之間的科技競爭，并努力做出一些自己的貢獻。

·課堂上的袁亞湘。

在日常工作生活中，袁亞湘經(jīng)常和學生們在一起，前幾年還給本科生上課，60歲后才減緩了工作節(jié)奏。

在他看來，純基礎研究有點像高雅藝術，雖然不像流行文化那么通俗、能賺錢，卻代表著一個國家的文化水準和文化品位。

“說不好聽一點，欠缺這方面的研究，人家看我們就是一個科技暴發(fā)戶。”

但純基礎研究需要長期穩(wěn)定的支持，重大成果通常需要科學家數(shù)年乃至數(shù)十年的專注與堅持，而目前國內高校對青年學者的考核方式等，還有很多地方存有爭議。

·袁亞湘（左一）在科普報告會后給學生簽名。

“創(chuàng)造性勞動是難以用量化指標衡量的，就像我們不能用‘魯迅寫了多少字’‘李白和杜甫誰的詩歌引用度更高’來衡量他們的文學成就一樣。作家當然有優(yōu)劣之分，但不能以這種方式評判。”袁亞湘說。

對于數(shù)學家而言，一個問題可能要花10年以上的時間，不間斷地研究，一些著名的數(shù)學難題可能需要幾十年、幾百年才能解決，很多人窮其一生都找不到答案，但他們的付出絕不是“無用”的。

“現(xiàn)在，我國在數(shù)學領域有一批非常厲害的年輕人。他們誰會成為下一個華羅庚、陳景潤？還很難說，他們需要機遇，更需要環(huán)境。如果我們要考慮100年后在世界上的地位，就必須加強對純基礎研究的投入。”袁亞湘說。（作者：尹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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