豐子愷的私塾課

· 1955年，宋菲君（右）與外公豐子愷（中）、小舅舅豐新枚在上海日月樓中讀報。
 

從遵義、杭州到上海，從古文詩詞到京劇繪畫，長外孫宋菲君講述在外公身邊的日子。

“近來我的心為四事所占據(jù)了：天上的神明與星辰，人間的藝術與兒童。這小燕子似的一群兒女，是在人世間與我因緣最深的兒童，他們在我心中占有與神明、星辰、藝術同等的地位。”1928年，豐子愷在《兒女》中如是寫道。

他一直是個“童心未泯”的人，以純凈的目光打量孩子的世界：他們會將自己的鞋子認認真真地套在凳子的腿上；會因為小貓不吃糕、花生米被打落在地上、悉心喂養(yǎng)的泥人失手打破，號哭得比大人破產(chǎn)、喪考妣、全軍覆沒還悲哀；會爬到父親的書案上，灑下一桌子又一衣襟的墨水點……

面對這樣的孩子，豐子愷有時會不耐煩，但又立刻后悔，哼喝之后報以微笑，奪走東西后加倍奉還，舉起的手在中途軟卻，變批打為愛撫。“天地間最健全的心眼，只是孩子們的所有物，世間事物的真相，只有孩子們能最明確、最完全地見到。”他寫道，“我比起他們來，真的心眼已經(jīng)被世智塵勞所蒙蔽，所斫喪，是一個可憐的殘廢者了。”

豐子愷常常給孩子們上課。課程稱“課兒”，是豐家的“家塾”。在桐鄉(xiāng)緣緣堂，在嘉興金明寺弄，在抗戰(zhàn)逃難路上，在富春江的船上，在桐廬、萍鄉(xiāng)、長沙，在桂林泮塘嶺，在貴州遵義浙大宿舍“星漢樓”，在重慶“沙坪小屋”，在杭州里西湖靜江路85號，在上海陜西南路“日月樓”……“課兒”始終進行，孩子們代代長大。

作為豐家的長外孫，宋菲君長期生活在外公豐子愷身邊，直到1960年考上北京大學物理系。在《豐子愷家塾課——外公教我學詩詞》中，他將“課兒”背后的故事串聯(lián)鋪展，“把久遠的、碎片狀的回憶‘細加厘剔，截長補短，抄成全部’”。

在這些詩詞背后，不僅埋藏著詩人詞客們的逸聞軼事，也埋藏著一個大家庭在歷史滄桑中的精神密碼。

 
“我成了外公的模特”

作為豐家第一個外孫，我出生在抗戰(zhàn)的逃難路上。

1937年11月，日軍突犯家鄉(xiāng)桐鄉(xiāng)石門灣，外公告別了“精神的桃花源”緣緣堂，攜全家老幼11口，輾轉于杭州、桐廬、南昌、萍鄉(xiāng)、長沙、漢口、桂林，來到了貴州遵義。

顛沛流離中，豐家子女的學習受到影響。到遵義后，外公想請一位老師，給孩子們補補理科和英文。

我的父親宋慕法，從浙大生物系畢業(yè)后，經(jīng)人介紹，來豐家做家教。補課期間，他和豐家二小姐、我的母親豐林先戀愛了，1941年，兩人結婚。

我出生在1942年的清明節(jié)。那時外公已到了重慶，在國立藝專當教授兼教務長，聽說家里添了一個外孫，特別高興。我的名字是外公取的，古代稱清明節(jié)為“芳菲節(jié)”，清明出生的男孩子，就是“芳菲之君”。

不久，我家也搬到重慶，我成了外公的“模特”。滿月時，外公畫了《菲君彌月畫像》；一個半月種痘時，外公畫了《菲君初次種痘》；兩歲時，外公又畫了《菲君吃餅》。

那時我家住在覃家崗，地勢低洼。外公家在沙坪壩，他住的“沙坪小屋”外有一棵枯樹，我和小舅舅常在那里玩兒。

小舅舅豐新枚，只比我大4歲。大外孫和小娘舅，老在一塊打打鬧鬧。有一次，我問外公：“為什么我叫你‘外公’，他叫你‘爸爸’？”外公隨口回答：“你小，叫我外公；他大，叫我爸爸。”我又說：“那等我長大了，也叫你‘爸爸’。”外公把這個場景畫了下來，大家都覺得很好玩。

抗戰(zhàn)時期，外公說自己雖然老朽，還可以用“五寸不爛之筆”寫文章、畫畫，討伐暴寇，激勵中國軍民的抗戰(zhàn)決心。他畫過兩幅《轟炸》，一幅是母親抱著孩子喂奶，一顆炸彈落下，母親的頭被炸飛，身體卻未倒下；一幅是母親背著孩子，炸彈把孩子的頭炸飛，母親還在跑。

1944年中秋節(jié)，全家在重慶團聚。那天夜里，外公填了一首《賀新郎》：

“七載飄零久。喜巴山客里中秋，全家敘首。去日孩童皆長大，添得嬌兒一口，都會得奉觴進酒。今夜月明人盡望，但團圓骨肉幾家有？天于我，相當厚。故園焦土蹂躪后，幸聯(lián)軍痛飲黃龍，快到時候。來日盟機千萬架，掃蕩中原暴寇，便還我河山依舊。漫卷詩書歸去也，問群兒戀此山城否？言未畢，齊搖手。”

· 1957 年，豐子愷六十大壽時在上海日月樓前攝。第三排左起：豐華瞻、戚志蓉（豐華瞻妻）、豐陳寶、豐一吟、宋慕法（豐宛音夫）、豐宛音、宋菲君（豐宛音長子）；第二排左起：宋雪君（豐宛音次子）、徐力民、豐子愷、楊朝嬰（豐陳寶女）；前排左起：楊子耘（豐陳寶子）、宋櫻時（豐宛音幼子）。

第二年，日本無條件投降了。那時，全家盼著重回江南。車船票非常難買，經(jīng)歷了漫長的等待，1946年，我們終于踏上東歸之路。那一年我4歲，個頭小，吃飯時夠不著菜館的飯桌，外公就拿兩本厚厚的《辭?！穳|在我的屁股下。

西子湖畔·日月樓中

回到杭州，外公在里西湖靜江路租了一座房子。我在這里度過了愉快的童年。

房子后面就是寶石山保俶塔，向西不遠是西泠橋，過了橋就是蘇小小墓和孤山。那時候，外公在屋里創(chuàng)作，我就在外面玩兒，看到什么新鮮事，就找他說一說。一次，我看到一位女黃包車夫，拉著車和別人說說笑笑。我立刻告訴外公——女人拉車，是很稀奇的事。外公趕忙出來看，但人已經(jīng)不見了。外公仔細問了我女車夫的模樣，過了兩三天就畫了一幅《黃包車妻》。

· 豐子愷的漫畫《黃包車妻》。

家中有一只大白貓，叫白象，眼睛一黃一綠。白象是這一帶的明星，一會兒在馬路的車流里穿梭，一會兒又上了樹。后來，白象生了好幾只小貓。舅舅和姨們，每人分了一只。再后來，白象失蹤了。外公寫了“尋貓啟事”，到處張貼。后來才知道，它是自知壽命將盡，寧愿死在外面，也不死在家中。

白象的兩個后代，外公一直留在身邊。每當他架起了腳看報，它們就爬到他的腳上，一高一低，別人看見了都要笑。外公專門畫了一張畫，就叫《白象的遺孤》。

· 豐子愷的畫作《白象的遺孤》。

外公的畫都是這般“即興”，生活中的小事，寥寥幾筆，就成了他的畫題。他的畫是平民的，接地氣，從文人雅士到老百姓，甚至外國人，大家都看得懂。

在杭州時，“四大家族”之一的孔祥熙過生日，出高價向外公求畫。外公斷然拒絕，他不死心，又托外公的好友、杭州市長周象賢上門求畫，外公還是沒有給。報紙上登出新聞：《孔祥熙屈尊求畫，豐子愷不給面子》。

母親告訴我，第二天一早，外公到后門去買粥。賣粥的老頭說，豐先生，您天天喝我的粥，我向您求幅畫可以嗎？外公說，你等著。回去就畫了一幅送他。我想，外公并不是刻意擺出拒絕結交權貴的姿態(tài)。他有一顆藝術家的隨性的心，自己的畫，想給誰就給誰。

1948年，我在上海讀小學。新中國成立后，外公也定居上海，借住在開明書店老板章雪琛家中，后來用賣畫的錢租了陜西南路一幢房子，就是“日月樓”。

小學四、五年級時，外公開始教我古文詩詞。每周教詩詞20首左右，古文一篇，從《古詩十九首》的“行行重行行”學到王勃《滕王閣序》的“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

教的時候，外公總是一面講解，一面畫示意圖。他講白居易的《長恨歌》，“六軍不發(fā)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就畫一名女子跪地，周圍是拿槍的士兵；講杜甫的《詠懷古跡》，“畫圖省識春風面，環(huán)佩空歸夜月魂”，就畫一名女子飄飄然而來，身上綴滿配飾。外公問我，念到這句的時候，是不是能聽到環(huán)佩叮當碰擊的聲音？

外公喜歡旅游，每一次出游，都有詩詞相伴。他講到姜夔的《揚州慢》，第二天就帶著小姨、舅舅去揚州的二十四橋“尋夢”。我們?nèi)乙黄鹑ビ螐]山，去逛南京，每到一處都是一堂詩詞課。

有一次，外公講到蘇曼殊的“春雨樓頭尺八簫，何時歸看浙江潮”，忽然問：“錢塘江大潮是什么時候？”家人回答：“下個禮拜，陰歷八月十八。”外公對我說：“你去學校請個假，全家去海寧看潮。”

那時我在復興中學讀高一，不允許請假。我把外公寫的假條拿給班主任，班主任又去找校長。聽說是豐子愷先生的意思，校長破例準了假。

我們包了一輛車去海寧。大潮還沒來時，江水很淺，有幾個人在打魚。外公隨口念起李益的《江南曲》：“嫁得瞿塘賈，朝朝誤妾期。早知潮有信，嫁與弄潮兒。”我一下就記住了這首詩，一直記到今天。

“飛花令”與“覽勝圖”

外公家的文學氣氛特別濃，飯前做的游戲是“猜詩句”。有一次，全家到城隍廟吃飯，點完菜無事，就讓大舅豐華瞻先出去，大家商量一句詩詞。那次出的是“九里山前作戰(zhàn)場”。

大舅進來，選7個人隨機問7個問題。第一個人在回答時，必須將“九”包含在句子里，第二個人的回答必須有“里”字，以此類推。我就是第一位答題人，當時憋了半天。大舅想了想，琢磨其中哪個字出現(xiàn)得比較牽強。等到第三個人回答完，他馬上說：“九里山前作戰(zhàn)場。”大家都笑起來，還是大舅水平高。

這是豐家的“飛花令”，我們常常在茶余飯后、候車室里、西湖的游船上玩。

“覽勝圖”是我們在外公家過除夕和春節(jié)時必玩的游戲。這張圖是外公家抗戰(zhàn)逃難到江西萍鄉(xiāng)時得到的，類似“飛行棋”。6個人玩，分別是詞客（書生）、羽士（道士）、劍俠、美人、漁父（漁夫）和緇衣（和尚）。大家從第一站“勞勞亭”出發(fā)，每人輪流擲骰子，擲到幾步走幾步，每到一處都有典故。

· “覽勝圖”是豐家過除夕和春節(jié)時必玩的游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