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經(jīng)濟獎得主司馬賀，政治學博士的科技狂想

司馬賀是多才多藝的科學家和科學活動家，他讀政治學出身，拿到了博士學位，1949年離開伊利諾伊理工學院政治系主任的職位，去卡內基理工學院擔任新成立的工業(yè)管理系主任。1965年，他又和數(shù)學系主任、第一屆圖靈獎獲得者珀里思一起創(chuàng)立卡內基理工學院計算機系，從此，卡內基理工學院成為計算機學科重鎮(zhèn)。

司馬賀說自己學術生涯最重要的兩年是1955年和1956年。他和他的學生紐厄爾參加了1956年的達特茅斯會議，因而也被認為是人工智能學科的創(chuàng)立者之一。司馬賀把紐厄爾力邀到卡內基理工學院，并給紐厄爾發(fā)了個博士學位，開始了他們終生的合作。他們的合作是平等的，司馬賀是紐厄爾的老師，但他們合作的文章署名都是按字母順序，紐厄爾在前，司馬賀在后。司馬賀每次見到別人把他的名字放到紐厄爾之前時都糾正。每次他們受邀演講，都是輪流去。他們還共享了1975年的圖靈獎，3年后司馬賀再得諾貝爾經(jīng)濟學獎。

盡管達特茅斯會議是“十仙過海”，但給所有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必然包括紐厄爾和司馬賀署名文章公布的“邏輯理論家”程序。它能證明懷特海和羅素《數(shù)學原理》中命題邏輯部分的一個很大子集。這篇文章后來成了AI歷史上最重要的文章之一。紐厄爾和司馬賀還給羅素寫信，報告“邏輯理論家”的成就，羅素回信說：“我相信演繹邏輯里的所有事，機器都能干。”

一段有意思的插曲是，他們曾把“邏輯理論家”的文章投給邏輯學重要刊物《符號邏輯雜志》，卻慘遭退稿，理由是把一本過時邏輯書里的定理用機器重證一遍沒啥意思。“邏輯理論家”中首創(chuàng)的“啟發(fā)式”程序對AI和心理學有意義，但邏輯學家不買賬，以至于一些早期的定理證明文章的題目中出現(xiàn)“非啟發(fā)式程序”的字樣，故意惡心紐厄爾和司馬賀。

王浩甚至稱“邏輯理論家”是“不專業(yè)”的工作。王浩1983年被授予定理證明里程碑大獎，被認為是定理證明的開山鼻祖之一。司馬賀對此不滿，認為王浩的工作抵消了“邏輯理論家”的原創(chuàng)性，紐厄爾和司馬賀的初衷并非要有效證明定理，而是研究人的行為。

關于達特茅斯會議中誰的貢獻最大，麥卡錫認為他自己是會議的主要組織者和發(fā)起者，司馬賀則認為“邏輯理論家”才是會議中最亮眼的成果。

紐厄爾、司馬賀和軟件工程師約翰·肖在“邏輯理論家”后，又做了“通用問題求解器”（GPS），命名變化反映出他們和邏輯學家們漸行漸遠。他們把自己的哲學思路稱為“物理符號系統(tǒng)假說”。簡單說就是：智能是對符號的操作，最原始的符號對應于物理客體。這個思路其實和英美的經(jīng)驗主義哲學傳統(tǒng)接近，而非常人設想的符號派必是理性主義。GPS開啟了對知識和規(guī)則的注重，主導了符號派從上世紀50年代直到90年代的研究方向。

在20世紀50年代末期，紐厄爾和司馬賀還研究過下棋程序，并把當時流行的對弈算法的效率提升了一倍。1957年司馬賀曾預言計算機將在10年內擊敗人類象棋冠軍。實際上這花了40年——1997年，IBM“深藍”擊敗一代棋王卡斯帕羅夫。

司馬賀1972年第一次訪問中國，主要是和中國的計算機同行交流。1980年第二次訪問中國時，他交流的范圍變廣了，先是和中國科學院心理學所的同行交流，后到天津大學訪問剛成立的管理學系。司馬賀有語言天賦，曾用中文給中國心理學家荊其誠教授寫信，開頭稱“老荊同志”。“司馬賀”就是那時他給自己起的中文名。他后來還多次訪問中國，被中國多個學科的同行所喜愛和尊敬。

司馬賀的學生遍布學界且都是跨學科的，其中紐厄爾和費根堡姆獲過圖靈獎，費根堡姆也被稱為“專家系統(tǒng)”之父。司馬賀在職業(yè)生涯早期還涉足政壇，他1948年協(xié)助創(chuàng)立美國經(jīng)濟合作署，擔任過林登·約翰遜總統(tǒng)的科學顧問，并推動美國對國家科學院的改革?？梢哉f，他是極少數(shù)出身社會科學訓練卻在理工科取得巨大成績的人。當哈佛大學政治學家亨廷頓力圖入選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卻受到數(shù)學家朗阻撓時，司馬賀試圖用數(shù)學為他這位數(shù)學不好的同行做些徒勞的辯護。

司馬賀（左）與學生紐厄爾。

司馬賀在經(jīng)濟學、心理學和AI學科的工作是相通的。他獲諾貝爾經(jīng)濟獎的“邊界理性”學說，從計算機科學角度看，就是“近似算法”——當獲得最優(yōu)解不可能或者成本很高時，就應退而求其次，以較低成本獲得次優(yōu)解。

司馬賀廣博，他的東西馬上會有廣泛影響，但今天很少有人再認真審視；王浩、麥卡錫等人注重深度，他們的東西今天仍不斷被發(fā)現(xiàn)有價值。

（作者單位：烏鎮(zhèn)智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