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七一勛章”獻給爺爺

2021年6月18日，李宏塔在安徽合肥接受本刊專訪。
 

魯迅在《〈守常全集〉題記》中這樣描述李大釗：“(他)給我的印象是很好的：誠實，謙和，不多說話?！缎虑嗄辍返耐酥校m然也很有喜歡明爭暗斗，扶植自己勢力的人，但他一直到后來，絕對的不是。他的模樣是頗難形容的，有些儒雅，有些樸質，也有些凡俗。”

不得不說，血緣是很奇妙的，這些描述用在李大釗之孫李宏塔身上，竟也如此恰當。但與魯迅眼中的李大釗相比，李宏塔身上的謙和色彩更濃一些。6月29日，中共中央首次頒授“七一勛章”，這標志著我國五大最高榮譽“共和國勛章”“七一勛章”“八一勛章”“友誼勛章”和國家榮譽稱號全部頒齊。李宏塔是29名“七一勛章”獲得者之一，當被《環(huán)球人物》記者問及榮獲“七一勛章”提名的感受，他說自己“不夠格”;當提到他的紅色后代身份，他說這不是榮耀，而是責任;當記者就一些他從政時的閃光點提問時，他總是輕描淡寫地說“這是該做的，沒什么”。

2021年6月29日，習近平總書記為李宏塔頒授“七一勛章”并合影。

這種謙和的背后，是李宏塔放眼歷史的格局和眼界。“新中國成立初期，毛主席樹的各個典型都是響當當?shù)摹＝h百年來，為了擺脫水深火熱，中華民族的犧牲以千萬計，有名有姓的共產(chǎn)黨員就有100多萬名，更別提無名英雄了。就是在這次授勛的29人中，也有3人已經(jīng)犧牲或去世了。”

在千千萬萬英雄的中國共產(chǎn)黨員中，李大釗是個響亮的名字。他是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傳播者，中國國家博物館0001號文物便是他英勇就義時的絞刑架。李大釗犧牲后，其子李葆華繼承父親遺志，投身革命，新中國成立后在水利部、安徽省和中國人民銀行擔任重要領導職務。

在中國共產(chǎn)黨百年華誕之際，李宏塔胸前掛上了沉甸甸的“七一勛章”，這讓人想起李大釗百年前響徹神州大地的吶喊“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百年后的今天，習近平總書記發(fā)表重要講話指出：“‘七一勛章’獲得者都來自人民、植根人民，是立足本職、默默奉獻的平凡英雄。他們的事跡可學可做，他們的精神可追可及。他們用行動證明，只要堅定理想信念、堅定奮斗意志、堅定恒心韌勁，平常時候看得出來、關鍵時刻站得出來、危難關頭豁得出來，每名黨員都能夠在民族復興的偉業(yè)中為黨和人民建功立業(yè)!”

總書記的話讓我們深刻體會到從李大釗到李葆華，再到李宏塔父子一脈相承的精神力量。他們都是有血有肉的平凡人，卻在百年歷史洪流中挺身而出，或力挽狂瀾，或造福一方。李宏塔的一部家史，就是中國共產(chǎn)黨人百年來前赴后繼英雄史詩的縮影。

多年后，李葆華回憶起童年，特別提到了1919年北京大學的暑假。當時“五四運動”爆發(fā)不久，李大釗帶著全家從北京回到家鄉(xiāng)河北樂亭大黑坨，但沒有選擇在離家較近的昌黎火車站下車，而是在灤州下車后，雇一條小船順著湍急的灤河回家。在家住兩天后，李大釗又帶著李葆華來到昌黎五峰山，寄宿韓文公祠。“父親之所以帶我們乘船又上山，我想他主要是想把自己的孩子培養(yǎng)成‘遇山不愁，逢水不懼’的人。”長大后，李葆華回憶那次經(jīng)歷，讀懂了父親的用心良苦。這段經(jīng)歷被李大釗寫在《五峰游記》中。他抵達灤州后，憑吊起這里曾經(jīng)發(fā)生的灤州起義，那是1912年當?shù)匦萝姙轫憫洳鹆x掀起的聲勢浩大的革命運動，“以眾寡不敵失敗，營長施從云、王金銘，參謀長白亞雨(白毓昆)等殉難”。白毓昆是李大釗在北洋法政專門學校就讀時的地理老師，意氣風發(fā)的李大釗“感于國勢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奮國群之良策”。在校時，白毓昆就已看到學生請愿開國會是“與虎謀皮”，勸大家“留熱血以供日后用”。灤州起義失敗，白毓昆被捕后大義凜然地說：“吾既為我主義而來，吾自當為我主義而死。”李大釗后來多次回憶起恩師，在1917年路過其就義之地時感慨萬千：“余推窗北望，但見邱山起伏，曉霧迷濛，山田疊翠，狀若綴錦，更無何等遺跡之可憑吊者，他日崇德紀功，應于此處建一祠宇或數(shù)銅像以表彰之。”

一批批革命者對少年李大釗影響頗深。1908年，在北洋法政專門學校求學的李大釗將自己的書齋命名為“筑聲劍影樓”，所謂“筑聲”即荊軻好友高漸離為其壯行的擊筑聲，所謂“劍影”即荊軻藏于袖中的匕首。在水深火熱的年代，李大釗早已做好為挽救民族危亡而隨時犧牲的準備。他在一篇短文中說：“人生的目的，在發(fā)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為發(fā)展生命必須犧牲生命的時候。因為平凡的發(fā)展，有時不如壯烈的犧牲足以延長生命的音響和光華。絕美的風景，多在奇險的山川。絕壯的音樂，多是悲涼的韻調。高尚的生活，常在壯烈的犧牲中。”

李大釗是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傳播者。

李大釗和家人被捕當天，李葆華正在清華大學好友家中，因此躲過一劫。1927年4月28日，李大釗英勇就義，此時李葆華還不到18歲。沒了父親，李葆華要獨自在災難深重的舊中國掙扎。經(jīng)過友人輾轉護送，李葆華秘密赴日本留學，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回到國內，參加抗日救亡運動。“遇山不愁，逢水不懼”的家風，幫助李葆華度過了最艱難的人生階段。

新中國成立后，李葆華擔任水利部副部長，用腳步丈量祖國山河。在黃河，他帶隊歷時4個月，行程1.2萬公里勘察;在淮河，他與水利部部長傅作義風餐露宿，挽起褲腳步行，最艱難時不得不租了3只毛驢馱著行李，在洪澤縣走過30多公里的崎嶇泥濘小路。在水利部主持工作的12年間，李葆華的足跡遍布長江、黃河、松花江、海河、淮河、珠江……航行在祖國的大江大河上，就像當年和父親在灤河上漂流。

在水利部任職期間，李葆華(左三)陪同周恩來總理、李先念副總理(右二)視察工作。

李宏塔與共和國同齡，由于父母工作極為繁忙，才出生19天，他就被送到了一家市民托兒所，直到6歲才被接回家。在童年，李宏塔不但沒享受過紅色后代的便利，反而因為這個身份承受更多。

1965年，16歲的李宏塔報名參軍，“那幾年不僅長了好的身體，同時也磨練了意志”，回憶起青春歲月，李宏塔感慨萬千。他被分配到江蘇河口農(nóng)場，成為農(nóng)墾兵，每日犁地、播種、插秧、除草、漚田。部隊糧食產(chǎn)量高，所以工作量更大，李宏塔身體瘦高，戰(zhàn)友給他起了個外號“大蝦”，但他一肩可以挑起100公斤的稻谷，是戰(zhàn)友中的佼佼者。幾年間，李宏塔從未和戰(zhàn)友說過自己的祖父是李大釗，只有個別領導知道，他則在內心以這個身份激勵自己。部隊3年間，他被評為勞動能手、神槍射擊手、萬米游泳能手。

1969年，李宏塔從部隊退伍后，被分配到合肥化工廠成為一名工人。“那時廠子按‘連’分，化工廠是一連，生產(chǎn)毒性最強的六六六農(nóng)藥”，每天，他和工友們都戴著防毒面罩上崗。由于突出的成績，李宏塔在1973年被廠里推薦上大學，3年后大學畢業(yè)，他仍然選擇回到了廠里，繼續(xù)耕耘在基層崗位。

直到1978年9月，李宏塔被任命為共青團合肥市委副書記，之后才走上領導崗位。

在1919年的那個暑假，李大釗帶著李葆華來到昌黎五峰山韓文公祠寄宿，這是李葆華與父親朝夕相處的一段時間。1000多年前，韓愈提出“氣盛言宜”，認為作家的詩文之盛取決于精神力量、道德和學識。在韓愈祠堂，李大釗寫下《再論問題與主義》，駁斥胡適的《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鮮明地說“我是喜歡談談布爾什維主義的”，并指出“先有一個共同趨向的理想、主義……不然，你盡管研究你的社會問題，社會上多數(shù)人，卻一點不生關系。那個社會問題，是仍然永沒有解決的希望……也仍然是不能影響于實際”。李大釗的這種實干精神，也傳遞給后人。

李葆華在家中的客廳，背后是李大釗遺像和著名的對聯(lián)“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

上世紀60年代初，李葆華調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書記。在當時的政治條件下，他以非凡的政治勇氣糾正了一些錯誤，不僅為4000多名被錯劃的右派平反，還在安徽放開農(nóng)貿(mào)市場，允許農(nóng)民在完成征購后將糧食拿到市場上銷售。主政安徽期間，李葆華在當?shù)亓粝螺p車簡從、埋頭苦干、實事求是的名聲，當?shù)厝罕娊o他起了一個綽號“李青天”。

李宏塔說，從他記事起，父親就很少對他講人生道理。相反，他總是用實際行動給孩子做出榜樣，“在我們家，一向是身教大于言傳”。1987年，李宏塔調任安徽省民政廳副廳長，第一次去北京開會時，他順便看望了父母。一進家門，父親很吃驚，問：“你怎么跑回來了?”李宏塔解釋說自己到北京開會，順便來家看看。李葆華開始批評兒子：“既然開會就要認真，領會會議精神，回去才能抓貫徹落實!你回家干什么?”李宏塔的母親心疼兒子，在一旁打圓場，李葆華卻繼續(xù)教育兒子說：“民政工作，就是直接做群眾，尤其是困難群眾的工作，一定要深入一線，真正了解群眾生活。”后來，李宏塔理解了父親的話：“他要求我不能搞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如果別人帶著我下去看，那看到的有可能不是真實情況。”

上世紀90年代，李宏塔來北京看望父親，在家中客廳下圍棋。

李宏塔將父親的話記在心里，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工作方法，被總結為“反方向工作法”。在安徽工作的幾十年中，李宏塔至少有一半的時間在基層度過，調研的足跡遍布省里的每一個鄉(xiāng)鎮(zhèn)。為了看到真實情況，他每次下鄉(xiāng)都不和當?shù)卮蛘泻?。他的做法是，專挑車進不去的地方，然后就近尋找農(nóng)戶，讓他們引路。為什么這樣做?李宏塔說：“一般農(nóng)村愛養(yǎng)狗，看到外村來的生人，狗就汪汪叫個不停，兇得很，外村人根本進不來。”而由一位鄉(xiāng)親引路，狗就不叫了，鄉(xiāng)親們也會放下顧慮，反映真實情況。這套自下而上的調研方法，能夠真正發(fā)現(xiàn)存在的問題，“而如果讓縣里安排、陪同，往往會提前安排好村民，只給你看做得好的那幾戶”。

就是用這套方法，李宏塔發(fā)現(xiàn)并解決了不少問題。有一年，安徽南部一個山區(qū)縣在夏季遭遇了洪澇災害，民政廳及時發(fā)放了救災資金和物資，但年底回訪時，李宏塔沒打招呼直接到了村里，群眾紛紛圍上來，說根本沒人過問災情。后來李宏塔才得知，這筆錢被縣里補了財政的窟窿。

安徽是洪澇災害頻繁的省份。1998年，李宏塔走上省民政廳“一把手”崗位后，正值民政部提倡開展制定救災預案工作。李宏塔率先提出在安徽沿江地市推行救災預案，并親自一個市一個縣地跑，狠抓落實，還要求寫進政府的工作報告中。結果，預案剛一做完，就發(fā)生了1998年特大洪水。安徽有備而戰(zhàn)，災民安置得很好，得到民政部的高度評價。后來，預案隨著每年受災后的經(jīng)驗教訓加以完善。在調研中，李宏塔還發(fā)現(xiàn)一些執(zhí)行不力的情況，于是制定監(jiān)督管理體系，確保預案的執(zhí)行。

“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責任。”李宏塔說，爺爺?shù)脑竿?，現(xiàn)在已經(jīng)實現(xiàn)了，“他當時宣傳馬克思主義，參與創(chuàng)建中國共產(chǎn)黨，就是為了改變舊中國受人欺辱的狀況，改變人民貧困面貌?，F(xiàn)在，帝國主義不敢在我們面前挑釁了，我們國家也全部完成脫貧”。所以，“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在新時代應當有新的解讀。李大釗是用寫文章和演講的方式，為水深火熱的民族尋求出路，“但父親和我都不是通過寫文章的方式工作，所以我理解的這句話就是，敢擔當、善作為。做事情要認真負責，該你做的事情要義不容辭，主動去做，而且要做得漂漂亮亮。”

不少合肥市民都對李宏塔很熟悉。在他們眼中，李宏塔就是一位騎著自行車在街頭穿梭的老大爺，在他上班途中的長江路、六安路上，民警和小販都認識他。在安徽擔任領導工作的前20年，李宏塔騎壞4輛自行車，穿壞5件雨衣、7雙膠鞋。直到2004年，他才因年齡變大，辦公地變遠，換了電動車。

當時有人提醒他，身為廳級領導，騎自行車上班會讓副廳級領導難堪，但他說騎自行車可以鍛煉身體，至于其他領導，坐車符合規(guī)定即可。有一次，有人看到李宏塔步行上班，因為他當天下樓發(fā)現(xiàn)車子被偷走了，而公交車人又太多，于是步行過來。后來每當有人問起他這件事，他就說：“我父親當年在北京，每天從家里到人民銀行上班都是步行。”他總是這樣，將別人眼中的“不尋常”詮釋成“理所應當”。

從1981年開始，李宏塔就已經(jīng)是副廳級，按照安徽省政府1982年的規(guī)定，他可以住70—95平方米的房子，但他卻搬進55平方米的兩居室。這套住房在樓的最西面，冬冷夏熱，一家三口在此蝸居。調到民政廳后，李宏塔先后4次主持廳里的分房工作，有將近200套住房分了出去，但他從未給自己分過一套。由于房少人多，李宏塔每次都是按照“先群眾、后干部”的老規(guī)矩辦。1998年，面對最后一次福利分房的機會，李宏塔看到很多年輕同志住房差，還是主動放棄了機會。

不少李宏塔的老下屬說，他們都對李宏塔的住房分配心服口服，因為他帶頭約束自身，“他主動讓出來一套，就能多一個年輕同志分一套”。“難道這個過程沒有過掙扎嗎?”《環(huán)球人物》記者問。李宏塔說：“在化工廠的那段經(jīng)歷，讓我有更多機會了解群眾。就拿我?guī)煾祦碚f，全家五口人擠一間半的小房子，連衛(wèi)生間都是樓下公共的。所以我心里是有數(shù)的，作為機關工作人員，已經(jīng)比一般群眾強太多了。”在李宏塔的邏輯中，他要看齊的是老百姓，而不是領導干部。

關心人民疾苦，是從李大釗就開始的。1915年8月，李大釗發(fā)表《厭世心與自覺心》，與陳獨秀的《愛國心與自覺心》論辯。陳獨秀有感于中國內憂外患，一方面呼吁國人喚起對愛國和自由權利的自覺，另一方面悲觀感慨：“瓜分之局，何法可逃?亡國之奴，何事可怖?”李大釗反駁稱：“改進立國之精神，求一可愛之國家而愛之，不宜因其國家之不足愛，遂致斷念于國家而不愛。更不宜以吾民從未享有可愛之國家，遂乃自暴自棄，以儕于無國之民，自居為無建可愛之國之能力者也。”李大釗寄希望于人民，稱只有盡其在我，才能承擔起挽救民族、重建民族和國家的任務。

李葆華曾回憶，中共北方區(qū)黨委開辦過第一個區(qū)委黨校。1926年春，他參加黨校學習，趙世炎、陳喬年等紛紛授課，最后一課由李大釗主講。他在課堂聆聽了父親教誨，內容主要以父親的《土地與農(nóng)民》為藍本，后來毛澤東還將其收入農(nóng)民運動講習所的教材。李大釗說：“農(nóng)民約占總人口的70%以上……中國的浩大的農(nóng)民群眾，如果能夠組織起來，參加國民革命，中國國民革命的成功就不遠了。”中國人民擁有最強大的力量，這些教誨深深影響了李葆華和李宏塔。

在北京大學任教時，李大釗的仗義疏財是出了名的。當時他的工資每月有120塊大洋，這在當時屬于高收入，但李大釗卻經(jīng)常因為資助他人過度，造成家里日常開銷困難。還是蔡元培校長囑咐會計每月在李大釗的收入里扣除一部分，直接交給李大釗夫人趙紉蘭，才保證了家庭開銷。這一點也影響了幾代子孫，李宏塔的同事回憶，每次單位組織的各類公益捐款，他都因捐款數(shù)額最大，名字排在第一位。

1987年，38歲的李宏塔結束在共青團系統(tǒng)的工作后，本有機會去地方任職，這樣更利于仕途。但當組織部門征求他意見，他想起在共青團工作期間，親身感受到民政系統(tǒng)是直接服務于困難群眾的，所以毫不猶豫地選擇了民政廳。“民政部門做的事就兩句話：為黨和政府分憂，為困難群眾解愁。”他將工作歸納為三句話：視孤寡老人為父母，視孤殘兒童為子女，視民政對象為親人。這是新時代的“鐵肩擔道義”。

一般人很難理解李宏塔的選擇，其實這也和家風有關。在李宏塔還是少年時，有人給家里送去幾袋新疆葡萄干。李宏塔拆開一袋就吃，李葆華下班發(fā)現(xiàn)后，對他說：“我們只有一個權利，為人民服務。做了一點工作就收禮物，這不是共產(chǎn)黨人干的事。”他讓家人將葡萄干退回，李宏塔吃過的那一包，也折價退款。

2008年，李宏塔的兒子李柔剛結婚，參加婚禮的親朋好友送了不少禮金。為了不影響當天氛圍，李宏塔讓婚禮正常進行，但第二天，每個參加婚禮的人都收到了退回的禮金。如今，李宏塔的兒子已是不惑之年，現(xiàn)任國防科技大學電子對抗學院副教授。

當中國共產(chǎn)黨進入下一個百年，李大釗家人的故事仍將延續(xù)。在和《環(huán)球人物》記者對談時，李柔剛詳細介紹了電子戰(zhàn)、信息戰(zhàn)等概念，以及國內外相關情況。他深知自己在新時代肩負的使命。李柔剛還記得1998年，正在讀大三的他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時，對著黨旗莊嚴宣誓的情形。當他說出最后8個字“犧牲一切，永不叛黨”時，內心的震蕩令他終生難忘。因為，那是曾祖父、祖父和父親踐行過的人生選擇……

1983年，李葆華一家在萬安公墓的李大釗烈士陵園拍攝的全家福。中排左三為李葆華，后排左二為李宏塔，前排左二為李宏塔之子李柔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