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永安，山東威海人，文學博士，復旦大學人文學者、中國科技大學、上海視覺藝術學院外聘教授。1978年考入復旦大學中文系，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研究。2020年10月入駐B站，以視頻形式聚焦社會與文化問題。
城市雞娃VS小鎮(zhèn)做題家，他們的人生差別有多大？6月29日，B站更新的一條視頻中，UP主梁永安發(fā)出了“每期一問”：“如果你覺得差別大，請扣1；如果覺得差別不大，請扣2。”
這位“50后”的復旦大學中文系退休教授，在2020年10月注冊了自己的B站賬號。“如何成為精致的打工人？”“為什么我說90后和00后是歷史上最不適合結婚的一代？”“為什么我愛喪系青年利路修？”一條條短視頻，直擊年輕人的神經末梢，許多金句流傳于微博、豆瓣和朋友圈中。
滿屏的數字里，1的比例遠大于2。這是一個看上去就焦頭爛額的問題，草根與精英討論了三五回合，最后以一句“萬物皆內卷”無奈打發(fā)。
梁永安沒在被動的“內卷”上打轉，他更愿意把它看作一次主動的進擊。父母能不能告訴孩子，這個世界比考試大？一個人能不能在拼題目之外，發(fā)現內心的真正需求？“有人一過30歲就怕思想，因為一思想就覺得沮喪，發(fā)現自己活得那么蒼白，所以故意不想，順大流沒壓力，別人這樣我也這樣。”他在結尾說，“這就是弱者，弱者最怕發(fā)現自己生活得很糟糕。”
當彈幕上飄過“懂了”“淚目”“哭了”時，梁永安正在川西的旅途中。這是一個絕緣于“城市雞娃”“小鎮(zhèn)做題家”“打工人”“大齡未婚青年”的世界。現代生活滾滾向前，他喜歡做“文明的逆旅”，從海拔4米的“魔都”奔赴中西部的遼闊河山，鉆進那些尚未被全球化掃凈的“犄角旮旯”。“在這里，你會得到許多啟示，生活到底是什么？人和自然是什么關系？人和社會是什么關系？人可以和什么人相愛？”
2020年10月，梁永安成為一名B站UP主，以視頻形式討論社會文化問題。 勞動的香甜
在宗塔草原，梁永安遇到一個藏族小伙兒，馬騎得飛快，粗獷帥氣。他走進小伙兒的帳篷，問：“你羨不羨慕火起來的丁真？”“不羨慕，”小伙兒的眼睛閃閃發(fā)光，“他已經失去了自由。”“這是他的原話，真讓人感慨呀。”梁永安回憶起來，有點“不可思議”。
他又想起3年前在云南的高黎貢山里，騎馬3小時才能到一處溫泉。路是野路，泥巴里長滿草。傈僳族的趕馬人問：“你從上海來，城市掙錢多，一個月能掙多少？”他算了算：“平均差不多1萬，也有兩三萬的，10萬都不稀奇。”趕馬人笑了：“你們城里人錢雖然多，但沒有我們快樂。”
“我真的很感慨呀。”梁永安又一次輕輕嘆氣。遮天蔽日的欲望奔騰里，云南大山里的人們有自己的日月星辰，“天天唱著歌，高興得不得了”。
高黎貢山下的芒合，是他當年插隊的傣族村寨。1973年秋天，梁永安高中畢業(yè)，來到這里插秧、割稻、砍柴、打獵、種菜、養(yǎng)豬，做了兩年實實在在的山民。
勞動也是原始的。政府發(fā)了脫粒機，傣族人不用，男人捆起一大捧剛割下的水稻，使勁往地下摔，摔得差不多了，再甩開一長溜，由女人拿木棍使勁打。城市來的知青們不一會兒就摔得腰酸背痛，還得咬牙堅持，“盼著太陽像動畫片一樣，咣當咣當落到西邊去”。又熱又累，脖子上生了毒瘡，只能靠村醫(yī)拿手玩命擠，“疼得要死”，“關羽刮骨療毒，大概就是這么難受”。
知青分到3畝地，全用來種了菜。太陽毒辣，白天不敢澆水，怕把秧苗“熱”死，都是晚上乘著月光去灌溉，水是雪山上的，特別清，澆到秧苗上，晶瑩閃光。“吃到自己種的番茄，特別香甜，第一次體會到，自己勞動的果實最美麗。”梁永安說。
勞動后的夜晚，他會在茅草房里讀帶去的兩大箱子書。山坡下有紅糖廠，榨糖季節(jié)，甘蔗在榨機中進進出出，電壓也隨之起起伏伏，波浪般忽明忽暗的燈光下，他反復讀了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鄭振鐸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周一良的《世界通史》……聽說有個印尼華僑想賣掉自己的曼陀林，他搭上卡車前往，一手抓住車廂上部的鋼架，一腳踩在最后面的擋板上，“掛”了5個鐘頭?；爻虝r，懷抱曼陀林，眼望怒江水，滿心幸福。
“怒江水綠油油的，江岸的沙灘銀光閃閃，一棵一棵的木棉，像一條火紅的燃燒帶。滿山的橄欖樹，地上開著野草莓。”梁永安羅列著高黎貢山的錯雜斑斕。在這里，每個人不過是地球表面一道淺淺的鉛筆痕，地球悄悄一轉，就沒了蹤影。他學會了做一個“自然的人”，看一棵樹、一條魚，都有各自的美好。“把世界資源化，萬事萬物都為我所用，人也是我的利用對象，這就特別糟糕。”他總和學生說，腦子里得裝一把螺絲刀，看到金碧輝煌的東西，拿刀往里使勁轉轉，里面其實還是水泥，“別被世界的表面迷惑了”。
1975年10月，當梁永安坐在解放牌卡車的大車廂里，回頭遠眺高黎貢山時，他沒有想到這個原始的傣族村寨，連同那些與大地相連的勞動記憶，將成為他日后人生中測量世界、時代與文明的標尺。
從電工到“77級”
離開怒江峽谷，梁永安到了一家拖拉機廠學電工，不久又去了兩公里外的動力廠，拜師學藝。
這是一家勞改工廠，師傅姓魏，河南人，曾在軍統(tǒng)里負責無線電。魏師傅是個閑不住的勞碌命，訂購各種雜志，有什么新發(fā)明就動手來做，默默革新技術。受師傅感染，梁永安也一本本地看書，從汽車電路、半導體線路到自動控制。底層的蕪雜生存里，師徒倆越來越親近，一起手捧大碗，蹲在食堂外面吃飯。
1977年10月，恢復高考的消息傳至西南邊陲，梁永安把幾個中文系名校盤了一遍，只有復旦在云南招生，毫不猶豫地填為第一志愿。一天早上，他和兩位工友站在食堂外，手里的饅頭剛咬一口，一團鳥糞從天而降，不偏不倚打在饅頭被咬的缺口上。工友大笑，說是吉兆，一定被錄取了。第二天，他正在干活，外面有人喊“電報”，沖出工廠，郵遞員把電報送到手上：“已錄復旦，做好準備，接到通知就出發(fā)。”
從云南到上海，梁永安坐了60多個小時的綠皮車，隨身帶著一本清華的教材《半導體線路》。1979年夏天，他回去看望魏師傅。彼時，魏師傅已從“反革命”平反為“起義人員”，因為喜悅，他在兒子的婚禮上多喝了幾杯，腦溢血去世。
定格在中國當代史中的“77級”大學生，大多攜帶著一段相似的“勞動前史”，天南海北地走向學院的象牙塔。1978年2月，梁永安住進了復旦中文系宿舍的4號樓。不久，墻報“百花”的頭條位置貼出了同學盧新華的小說《傷痕》，一連幾天，圍觀者不斷，有人拿筆來抄，淚水不斷掉在本子上。那一年8月11日，《傷痕》發(fā)表于《文匯報》，一個改革時代的大幕初啟。
那年的復旦，東門出去是一片菜地，卷心菜、大白菜生機勃勃。菜地北面，越過一條黑水幽幽的河浜，是火車的貨場。梁永安每天傍晚在田埂上背外語，冷不防一只小青蛙就跳到腳上。走在梧桐道上，有時會遇到蘇步青校長，輕聲問好，彼此笑笑，不言不語地走過。朱東潤、郭紹虞、張世祿、賈植芳……當年的“八大教授”渡盡劫波，精神矍鑠地坐鎮(zhèn)中文系。
梁永安最喜歡中國古代文學，余冠英注釋的《詩經選》，拿來以后不看注釋，自己翻成白話，再一一對照；尤其偏愛唐以前的文章，“大氣粗獷，有一種胸懷，把生命賦予天地之間，男的像男的，女的像女的”?！妒勒f新語》里，美男子大大方方地乘車出街，女性站在大路上，肆無忌憚地丟花傳情；山濤的夫人會在墻上挖洞，偷看丈夫和嵇康、阮籍兩位“帥哥”聊天，“非常直率，不像今天的人，過分矜持”。
考研時，他想讀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史，還專門拜訪了王運熙先生。結果那一年，這個專業(yè)全國停招，頓時一片茫然，琢磨換專業(yè)時，想到了潘旭瀾先生。大二那年，潘旭瀾給中文系上《中國現代文學史》。那一年潘先生47歲，一米八的個頭，瘦得像張紙，一口福建普通話，慢條斯理地一個字一個字吐出來。
突擊復習了3個月，梁永安上了考場。考完最后一門，出來碰到同學李輝等一行，準備去海寧觀潮。他放下東西，加入隊伍，先坐火車到長安鎮(zhèn)，又沿著運河走了兩個鐘頭，到了鹽官鎮(zhèn)，在月光下看夜潮涌來。旅店全部客滿，他們索性走進電影院看夜場，一部部熬到午夜，直到趴著睡去。
第二天，他們尋訪王國維故居，到處走、到處問，當地人都不知道這個名字。好不容易看到一個口袋里插著鋼筆的人過來，上前打聽，那人摸著腦門想了一會兒：“想起來了，想起來了，他前兩天出門了。”
2017年，梁永安（前排中）在文學寫作碩士論文答辯會上。 從課堂到B站
“那次觀潮還是很難忘的。”梁永安回憶道。一群風華正茂的年輕人，如今天各一方。
1984年11月，梁永安留校工作，同時在現當代文學專業(yè)讀博士。導師賈植芳是復旦的傳奇，一生經歷袁世凱稱帝、軍閥混戰(zhàn)、國民黨專制、抗日戰(zhàn)爭、新中國，“每經過一個朝代就坐一回監(jiān)獄”。“畢生的責任和追求，就是努力把‘人’這個字寫得端正些。”老師的話，這句他記憶最深。
那一年，三教一樓的小教室，成為梁永安的第一個講臺。上課前，他坐在教師休息室里，心情莊重，靜默中聽得到心跳。
從學生到老師，梁永安看著東門外的菜地蓋起了宿舍，廢棄的貨場變身餐館林立的大學路。“80后”“90后”“00后”相繼來到他的課堂，備受啟發(fā)，以至“供不應求”，選課要拼手速和人品，上課要提早占位子，教室后排總是站著旁聽的人。
11年前，他開設了一門課《經典小說細讀》。最后一節(jié)課后，一位女同學告訴他，因為在經典小說中看到了豐富、深刻的愛情，她認為自己的男友觀念太單一，不夠“現代”，聽了一半課后就和他分手了。但在最后一節(jié)課上，聽到梁永安說“對待愛情要像信仰一樣虔誠，對待信仰要像愛情一樣深情”，她深受觸動，又決定與男友復合。
這個故事令梁永安對愛情這一課題產生了興趣，“青年一代的愛情困境，是時代癥候最集中的體現”。2017年，他在“一席”進行了一場演講，題目是《在單身的黃金時代，我們如何面對愛情》，引發(fā)網友熱議，之后他又開設線上“愛情課”，從愛情的細枝末節(jié)深入青年的精神世界。
2020年10月，梁永安在B站發(fā)布了第一條視頻《當代后浪苦死的六大困境，你中了幾槍？》，正式成為一名UP主。他談年輕人的“躺平”，是因為“心之所向”與“身之所往”的分離，需要停下來思考人生的價值，所以是一種積極的探索；他談催婚，說看到上海郊區(qū)登記結婚平均年齡是35歲，心里“蠻高興”，因為“愛情是人類生活中最不能催的事情”；他談教育的意義不是讓人在偏狹的道路上出人頭地，而是學會“畢生做一個優(yōu)秀的普通人”，熱愛世界、熱愛萬物、熱愛眾生；他談單身與戀愛的辯證法：最有資格談戀愛的人，是那些有能力一個人在世界上生活的人，他們可以輻射溫暖，給別人信心和快樂，而不是匱乏、焦慮著，把對方當成資源或工具。他甚至為男團選手利路修“打call”，因為這個俄羅斯小伙兒身上，有當下中國人最稀缺的“放得下”的從容……
這些視頻里，沒有“玩梗”，沒有“爹味兒”，也沒有“媚青”，只是平等地互相交流。在梁永安看來，青年面對一個空前復雜的世界，農業(yè)文明、工業(yè)文明與后工業(yè)文明彼此裹挾，全球化、中產化、996、打工人、佛系、喪系……亂花漸欲迷人眼。“逼婚的講不清什么是幸福，督學的說不明學術獨立是為什么，催人奮進卻不知道思想自由的遠方在哪里，一邊給孩子講哥倫布的故事一邊期盼他未來生活在保險箱……太多的‘前浪’不是浪，是原地打轉的大漩渦。”在一篇文章里他寫道，“‘后浪’們的思維方式、感受方式、行為方式、游戲規(guī)則、價值觀念全部都要新建，那份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的孤獨，‘前浪’能不能體會？”
他愿意做一朵與年輕人同行的“前浪”，就像他在每期視頻結尾都會說的那一句：“讓我們同舟共濟，做新時代的旅行者。”
左圖：梁永安在旅行中。中圖：上海小巷中，農人們正在擦拭石榴。
右圖：梁永安當年插隊的傣族村寨。 縱向的生命
這些年一有閑暇，梁永安就奔赴遠方。他有一個宏大的計劃，從浙江舟山到西藏拉薩，讓一個個普通家庭講述自己的故事，記錄下中國人變遷波蕩的人生。
“今天的中國人，太多的內心想象、豐富情感沒有打開，生命是縱向的，在等級的階梯上每天拼命向上爬，不會想到轉動90度，把生命變成橫向的，各安其命，各自有各自的風景。”梁永安說。
他講起旅途中的見聞。云南的小水井村，一個古老的苗族聚落，上世紀30年代，傳教士來到這里，蓋了小教堂，組建唱詩班，經歷風風雨雨，保留至今。在鄉(xiāng)村日漸空心化、年輕人拿著手機與大城市共振的時代，他在那里發(fā)現了另一種生活。合唱團每周練4個晚上，每次兩小時，不管白天勞動多累，都沒人缺席。年輕人很少出去打工，因為舍不得一起唱歌的快樂。
他的尼康相機里，裝滿了日常生活的碎片，每隔幾天，就在朋友圈寫下長長的“小作文”，夏日江灣校區(qū)的荷花、雨中的動物園、一份麻婆豆腐或石鍋拌飯，以至萍水相逢的出租車司機、食堂阿姨、店主、保安，都會事無巨細地記下。每年平安夜，他會去田子坊的泰迪之家，買回一只泰迪熊，盡管放到辦公室沒多久，就會被人要走；每年歲末，他會去姑蘇城外寒山寺，聽108響蒼勁的鐘鳴劃過夜空。
上海，總是不變的港灣。來上海第一天，梁永安就去了外灘?；疑乃鄩ρ亟暄眩暇┞飞?ldquo;工農兵食品商店”“戰(zhàn)斗旗幟店”之類的店名，還有革命年代的余韻。在淮海路的二手商品商場，他買了自己的第一部相機，鳳凰205旁軸機，200塊。如今站在路口，早已不見老店蹤影。
他最愛上海的兩個地方。一是國際碼頭，水色蒼茫，褪去了城市的精打細算，一片闊大壯美。在日本工作3年，上海到神戶、大阪的客輪，他坐了十幾次。船緩緩開出，5小時后，長江水的土黃淡淡消失，東海的湛藍一望無際。這道顏色的分界，是他辨認祖國的坐標。
二是豫園附近的老街。走出新天地的咖啡館、酒吧與畫廊，這是草根云集的土地。有一天清晨，梁永安路過這里，看到一群浙江農人，正在擦拭石榴，準備挑擔走街，邊說邊笑，臉上是勞動者的坦蕩純凈。
幾年前再去，老街墻上畫了大大的“拆”字。一片狼藉里，他想起了每次路過那里，都會在冷飲店買一個兩塊錢的“光明冰磚”，藍色的紙盒里裹著雪白的奶油雪糕，那是歲月的味道。（本刊記者 許曉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