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8月22日，張莉在北京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本刊記者 侯欣穎/攝）
張莉
1971年出生于河北，文學博士，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與文化研究。
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內閣學士李端棻（音同芬）疏請設立京師大學堂，拉開近代教育轉型序幕。6年后，京師大學堂分設師范館，獨立后幾經(jīng)更名，孕育出中國歷史上第一所師范大學——北京師范大學。
如今的北師大地處鬧市，東門緊挨著新街口外大街，從這里進校轉兩個彎，嘈雜全無，眼前是文學院的辦公樓。魯迅曾在北師大國文系講中國小說史、錢玄同是國文系系主任，劉半農曾任文學院院長。而今，當代著名作家莫言、余華、蘇童在此任教，剛剛揭曉的茅盾文學獎上，校友魯敏、喬葉分別憑借作品《金色河流》《寶水》提名、獲獎。
張莉也在北師大，但不在星光熠熠的作家行列，她是隱于其后的一名批評家——離作家最近的群體之一，用她自己的話說，理想的批評家是“文學的知音，作品的知音，作家的知音”。地上幾大箱，桌上散落著，窗臺上齊齊碼著上百本，張莉的辦公室被書本占領，采訪也被書本包圍。文學持續(xù)的火光指引她走上批評道路，去年8月，憑借“富于女性意識的整體性洞見”，她的《小說風景》獲得魯迅文學獎。她說批評家的敵人是時間，每一篇文學批評，都是與時間博弈。最近，她又觸網(wǎng)B站，和“Z世代”講廬隱、丁玲、三毛、亦舒。采訪當天，她戴著標志性的珍珠耳飾，說“文學讓人心軟，教人愛”時，語氣中散發(fā)著珍珠白的光澤，一如她評論文章的成色。
文學是生活本身
“我是聽著廣播電臺里的長篇小說長大的。”1971年3月，張莉出生于河北，幼年時期的她最喜歡聽廣播，每天中午都準時守在收音機前，聽《許茂和他的女兒們》《芙蓉鎮(zhèn)》《平凡的世界》《鐘鼓樓》，等等。她的父親喜歡文學，《人民文學》《收獲》，家里總有文學期刊。潛移默化中，張莉自然而然地對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產生了濃厚興趣。
“鐵凝和王安憶她們上世紀80年代初的作品我都是在文學雜志上看的，那些女作家的文章讓我印象深刻。”她說，“我覺得那是我們那一代人的成長軌跡，和現(xiàn)在年輕人的成長環(huán)境截然不同。那個時候沒有網(wǎng)絡，電視劇要到80年代中期了，所以文學就是最常見的娛樂方式，它是生活本身。”
18歲那年，張莉來到保定，在這座古城見證了90年代的“文學現(xiàn)場”。她常常到保定文學雜志《蓮池》的編輯部聽講座，和河北文壇“三駕馬車”之一的作家談歌討論“現(xiàn)實主義沖擊波”，與許多文學愛好者聊天。
“保定是我的文學啟蒙之地，也是文學出發(fā)之地。”也是在保定，張莉開始系統(tǒng)地、大量地閱讀，同時投入小說創(chuàng)作，“上大一的時候就在《長城》上發(fā)表小說”。后來到清華大學中文系讀研，她仍然筆耕不輟，“寫的就是青年人的生活、大學生活。”張莉笑言，“現(xiàn)在回過頭看，當時的創(chuàng)作就是一種青春寫作，最多就是有一定的想象力而已。”
青年張莉在保定。
讀研歲月成為張莉文學道路的轉折點，這個世界上不是所有的文學青年都要成為一名作家，她看見更廣闊的文學世界，形成更清晰的自我認知。“寫作需要天賦，而我在這方面很顯然天賦不足”。
2004年，她來到北京師范大學，跟隨魯迅研究專家王富仁先生攻讀中國現(xiàn)代文學專業(yè)的博士研究生。民國時期的師大，魯迅、胡適、李大釗在這里給學生上課，號召女孩們不要寫古體詩，要寫白話文，用自己的語言去表達，由此培養(yǎng)出中國第一代女作家，廬隱、馮沅君、蘇雪林都從這里畢業(yè)。如今，張莉來到這里，不禁好奇，她們的寫作如何發(fā)生？她們成長為作家之前又是什么樣子？于是，“中國現(xiàn)代女性寫作的發(fā)生”成了她博士論文的選題。
2007年6月，張莉以優(yōu)異的成績通過畢業(yè)答辯，導師看中她平實中肯的文風，建議她走文學批評之路。兜兜轉轉，原來文學世界留給她的應許之地不是小說寫作，而是文學批評，對此，張莉欣然接受。此后，她始終站在當代文壇現(xiàn)場，大量地實踐讓她很早就確立了自己的“批評觀”——散文化而不是論文化，貼近讀者而不是高高在上。“囿于理論與材料的批評文字只有理論的氣息，而沒有文學的氣息、人的氣息，它們是僵死的。但是，批評家是人，不是理論機器。”
去年8月，憑借評論文集《小說風景》，張莉獲得第八屆魯迅文學獎文學理論評論獎。在《小說風景》里，她講趙樹理和余華，認為兩位作者的預設讀者不同?！痘钪愤m合于黑夜中一個人閱讀，潛在讀者是“個人”；趙樹理喜歡把自己的作品讀給農民聽，對評書體的熱愛使他的寫作更傾向于大眾的認同度。她講郁達夫和魯迅：魯迅筆下人與人之間的深刻隔膜，在郁達夫的男女主人公之間卻沒有構成真正問題。郁達夫作品的主題，最饒有意味的地方在于不是寫“性”而是寫“情”，對于這位作家而言，重要的不是認出故人、認出情人，而是認出同類，重要的是作為受苦人遇到受苦人，作為失意人遇到失意人。
“我關注一代又一代作家的寫作，我希望和中國文學同生共長。我認為文學批評不應該是批評家自說自話，我希望成為中國當代文學的普及者。”張莉說。
年輕人依然能夠共情
《環(huán)球人物》：您一直提倡學生們要讀經(jīng)典，您自己也對經(jīng)典反復閱讀，每次讀都能有新的收獲嗎？
張莉：2018年6月，我回到北師大文學院教書，那時我開了一門叫做“原典導讀”的課，領著現(xiàn)當代文學和文學創(chuàng)作專業(yè)的學生一起讀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的百年經(jīng)典。我選取了10位作家及其作品，然后都發(fā)給同學們，等到下次上課，每個同學都要談一談對這個小說的看法，最后我再來談。這個壓力就很大，作為老師，大家談過的你就不能談了，你要想辦法，出新意。
張莉捧著花和2023屆畢業(yè)生合影。
2021年，我在《小說評論》“重讀現(xiàn)代中國故事”的專欄陸續(xù)發(fā)表了6篇評論文章，對魯迅《祝?！贰⒂暨_夫《過去》、沈從文《蕭蕭》等進行重新解讀，收獲了諸多同行和讀者的關注，我深受鼓勵。后來我又寫了對余華、鐵凝、王安憶、張潔等作家作品的細讀，以及我對于百年來短篇愛情小說的分析，于是就有了《小說風景》這本書。
《環(huán)球人物》：在今天，普通讀者，尤其是年輕讀者重讀經(jīng)典的意義是什么？
張莉：經(jīng)典不是天然的，它需要被讀者認取，需要經(jīng)過時間的檢驗。我現(xiàn)在帶的研究生、博士生很年輕，他們都是“95后”，100年前的文學作品，似乎離他們很遙遠。但我聽過年輕人在課堂上的熱烈討論，我也曾向他們講述過我的諸多理解，這些美妙的時刻意味著經(jīng)典文本早已不僅是文學史深處的文本，它們也勾連起了我們當下的生存，進而建立起我們與他們、當下與歷史的情感聯(lián)結。
《環(huán)球人物》：閱讀經(jīng)典有正確的方法嗎？
張莉：其實課程開講前，我就想不能讓學生為了學分去閱讀，要真正打開他們的興趣，所以我要找到那個密碼，就是和年輕人能夠形成共振的閱讀方法，比如說“還原”——還原一個作家的青年時代，還原作家創(chuàng)作時的歷史現(xiàn)場。
1923年，郁達夫寫下《春風沉醉的晚上》，那個時候的年輕人很窮，租房，居無定所，郁達夫也很窮，但是他不怕說出他的窮，正是因為他又窮又天真又誠懇，所以他得到了當時青年的喜歡。今天我們再重讀這篇短篇小說，年輕人依然能夠共情。
今天我們再看魯迅的《祝?！?，從小說中固然可以看到魯鎮(zhèn)對祥林嫂的種種壓迫，但是換個角度，站在祥林嫂的視角上，我們會看到魯迅也真切書寫了祥林嫂的多次反抗，她努力地在找工作，這就體現(xiàn)出她的主體性；她被賣到山里，頭撞香案，這是她反抗的方式。那為什么30年前我們不這么讀？是因為30年前的歷史現(xiàn)場，整個社會的性別意識不像今天這么明晰。你會發(fā)現(xiàn)將現(xiàn)代觀念、女性視角帶入文學作品，既能看到這些經(jīng)典之所以是經(jīng)典的原因，又可能重新激發(fā)我們對經(jīng)典的新理解和新認識。
2022年，張莉（前排右三）獲得魯迅文學獎文學理論評論獎。
每個寫作者都要有現(xiàn)實感
《環(huán)球人物》：性別意識貫穿您的研究和工作，為什么會有這樣的自覺？
張莉：現(xiàn)在想想，我小時候就喜歡很多女性作家的作品，張愛玲、蕭紅、鐵凝、三毛、遲子建，還有瓊瑤。其實當我們強調女性的時候，一個潛在的語義就是，在這之前女性文學不太受關注。1919年五四運動提倡男女平等，女性得以進入學堂，拿起筆創(chuàng)作。所以我現(xiàn)在做性別研究或者女性文學研究，其實是希望女性文學被關注。近些年我一直在做“中國女性文學年選”，已經(jīng)有了4本，明年還會再出兩本，加入更多非虛構的內容。
今天，我很高興看到很多普通女性的書寫被大家關注，比如楊本芬老人的《秋園》，“清潔工畫家”王柳云的《青芥人生》，秀英奶奶的《胡麻的天空》。也很高興看到最近幾年女性文學的崛起，很多重要的文學獎項都有了女作家的身影，剛剛結束的茅盾文學獎入圍了3位“70后”女作家，這在以往的文學評獎史上是從來沒有過的。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標志，它跟中國文學的發(fā)展是匹配的。
張莉的作品《小說風景》和《暮色與跳舞熊：2022年中國女性文學作品選》。
《環(huán)球人物》：您最近在B站上講三毛的視頻播放量達30多萬，這在您意料之中嗎？
張莉：這個視頻的火爆程度的確出乎我的意料。我覺得三毛就是挺可愛的。她的寫作風格很輕松，表達很自然，沒有那種程式化的東西，就是我手寫我口。另外她的生活方式也特別好，游走四方，不被世俗所牽絆。所以我說三毛如果在社交媒體時代，一定是個擁有很多粉絲的“旅游博主”，她的態(tài)度和話語可以影響很多人。
文學史不僅看重作品的文學性，也看重作家對讀者的影響力。金庸形塑了我們對武俠的想象；《三體》改變了我們對世界的認知；林徽因的文學成就沒有那么高，但她整個人散發(fā)的詩意氣息一直影響我們到今天。反之，有些作家是文學性的，但是他的大眾認知度沒那么強。
《環(huán)球人物》：從事文學批評16年，您認為當今時代我們需要什么樣的文學作品？
張莉：深具文學品質的，能夠表現(xiàn)我們時代人的生活和生存處境的作品，尤其是能夠表現(xiàn)我們這個時代人精神際遇復雜性的作品。
很多人對當下的文學創(chuàng)作不滿意，我想可能就在于很多文學作品并沒有真實地表達人們內心的感受、那種精神的感受。但是我們也要說，因為我們今天這個時代太復雜了，作家面對的挑戰(zhàn)太大了。
不管怎么說，每一個寫作者都要有現(xiàn)實感——感受現(xiàn)實的能力。不管是寫小說還是寫文學批評，如果我們從這個寫作者那里感受不到這是我們這個時代人寫的，感受不到真正屬于我們這個時代的所思、所想、所見，我覺得這就不是一個好的作品。
我喜歡從歷史的文本中體察美和愉悅，進而重新認識當下的文學生活，就像法國思想家?？抡f的，有一種批評“給一部作品、一本書、一個句子、一種思想帶來生命；它把火點燃，觀察青草的生長，聆聽風的聲音，在微風中接住海面的泡沫，再把它揉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