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導演魏時煜：我的紀錄片老師司徒兆敦

中國共產(chǎn)黨黨員、著名電影教育家、電影藝術家、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原主任司徒兆敦教授，于2023年8月31日因病逝世，享年84歲。

香港城市大學教授、紀錄片導演魏時煜撰文，懷念司徒先生在香港城市大學擔任客座教授的時光。

我生命中最幸運的一件事，莫過于跟司徒兆敦老師學紀錄片，并同時跟他學做一位好老師。

2003年，在我任教的香港城市大學創(chuàng)意媒體學院，資深同事劉志強教授拿到一筆經(jīng)費，邀請司徒老師來我院給MFA班同學教授紀錄片。因為城大用英語教學，司徒用普通話授課，學院讓我協(xié)助他上課，還派我去北京接司徒來香港。

第一次登門的記憶清晰如昨，客廳三面柜子墻都放滿了錄像帶、VCD和DVD。閑聊幾句，老師就問我看過伊朗電影《小鞋子》嗎？我說沒有。他拿出DVD放映了其中一段：小兄妹只有一對破舊球鞋，哥哥放學趕緊跑步回家，好讓妹妹穿鞋再去上學?？戳藥追昼姡揖蜔釡I盈眶，他臉上露出得意的笑容：“你看他的電影語言，多棒??！”雖然我是電影學博士，每周也看片，但沒見過像他那么愛電影的人！那時我就想好了，要拍下司徒的每一節(jié)課。

第一節(jié)上課在MFA學生機房，司徒開篇就講：“紀錄片記錄的東西，常常具有不可替代性，不可替代性就是價值。”除了選課的26位同學，還有其他老師同學因為座位不夠站在旁邊聽課，第二周干脆就搬進全院最大的放映室去上課了。

老師當時還不會打字，每周上課前會交給我一頁一筆一畫手寫的大綱。后來我才知道，他有四個筆記本，上面分別寫著大綱的第一到第四稿，給我的最后謄清的一稿，由我復印給大家。我很快就感到每個學生，不論原本主攻動畫、攝影還是多媒體，都因為司徒認真的態(tài)度，把紀錄片當成了最重要的一門課，付出了最多的時間和努力。

我16歲就立志做大學老師，但加拿大讀完博士入職城大后，卻連續(xù)三個學期學生評分都不理想。當時我把問題歸咎于香港學生英文不夠好、也沒有足夠的好奇心。司徒來到城大前，連續(xù)三年是北京電影學院學生評分最高的老師，但他能否應付香港的學生？開學時司徒并非信心滿滿，而是十分緊張，怕學生在短短13周的學期里拍不出東西。

我當時已經(jīng)在和彭小蓮導演拍紀錄片，開課幾周，感覺很多實踐中的問題知道怎么處理了。比如有節(jié)課司徒講“凝視與傾聽”：“拍紀錄片不光是要帶著眼睛，還要帶著耳朵去拍。”即是說拍攝者只盯著攝影機是不夠的，要耳聽八方，一旦發(fā)現(xiàn)周圍有動靜，要迅速決定是否做出調(diào)整。

司徒還用了四節(jié)課講“拍攝者和被拍攝者的關系”，說到拍攝的過程是兩者共度的一段生命旅程，雙方不能“結婚”而是要保持“戀人”關系。彼此的信任最為重要，因此司徒堅決反對偷拍。講剪接時他說，“觀眾只管故事，觀眾不管你費了多大勁拍到那個鏡頭”，他很了解導演們舍不得剪掉哪些鏡頭。

開始一兩個月師母還沒有來，我盡量多和老師一起用餐。幾周后有同學開始和他說準備拍什么，他就很興奮，每天早上8點機房一開門，就去看有沒有學生在剪片，但香港的學生通常都是11點之后才陸續(xù)來到。過了半學期，有同學開始剪片了，司徒就上午、下午都來機房，看同學剪片。

有幾個同學告訴我，“老師在我后面看，又不說話，我脊背發(fā)冷！”我問司徒為什么不說話，原來他看到了很多錯誤，忍著不說：“他第一次做肯定有很多錯誤，但是你不能批評，要不他就不做紀錄片了。”后來司徒會坐在學生旁邊，偶然指點一兩句，學生也安心了。

我拿著攝影機在旁邊拍攝，日子久了，他們也都習慣了我。司徒有時還會和學生表揚我：“你看她，她是帶著耳朵拍攝的！”有次轉(zhuǎn)過臉來看見我還在拍，就笑著指著我的鏡頭說，“偷窺別人的隱私”，大家都笑起來。

那學期我覺得“助教”這門課比自己教兩門還累，但是累卻也快樂。同時明白為什么學生會給司徒老師高分，除了有問必答，他對于每一部學生紀錄片的奉獻，讓他們感到自己不僅僅在做一份功課，而是在做一件有意義的事情。

課上第一部完成的是吳新陸拍攝父親的紀錄短片。像很多香港家庭一樣，新陸的父親率先從福建移民香港，到他十多歲才和母親、弟妹來到，多年沒有一起生活，他對于父親感到陌生，很少有交流。借紀錄片課，他壯起膽子問父親可否拍他，開始拍的時候手很抖，后來父子倆慢慢多了話題。

司徒很喜歡這部作品，拿到城大老校長張信剛的城市文化沙龍放映，在座名人不少，徐克導演、李少偉監(jiān)制都去了。亞洲電視有位高管看完評論說，“請問司徒老師，節(jié)奏這么慢的片子，如何吸引觀眾注意力？”未及司徒發(fā)言，瑞典漢學家羅多弼就反駁，“在我看來，節(jié)奏慢不是問題，現(xiàn)在太多電影電視節(jié)奏太快！”后來羅多弼來到我們的放映室，饒有興趣地觀看了更多同學的作品。十三周一學期，從第十周開始，25部紀錄片處女作就陸續(xù)誕生了，可謂香港速度！司徒終于放下心來。

因為很多同學還想把作品修改得更好，學院破例給司徒延長了客座時間。新年期間，一位同學邀請老師、師母和同學們一起去她家的農(nóng)田，一起吃新年盆菜。之后，北京電影學院張會軍院長率領各系系主任組團來參觀我們學院，接著是副院長率領各系副主任到訪。

城大的創(chuàng)意媒體學院雖是亞洲首個新舊媒體同步教學的學院，但當時學院還沒有大樓，參觀完幾個機房，就聚集在放映室來看司徒老師的成果，放映了英國學生尼克拍一位英國船長的故事，他曾為紀念1997年從香港駕一只帆船返回英國。印度學生申特兒則拍攝了所住大樓里面，兩戶印度人家爭搶一個菲律賓女傭的故事。兩人后來都在學生比賽中得了大獎。兩年后，司徒老師又來教過一次紀錄片和表演課。

司徒老師教會我做一位好老師，尤其在創(chuàng)作課中，“批評學生是沒用的”，重點是能否看到每個人想要表達的、閃光的那個點，然后鼓勵他們、幫助他們用電影呈現(xiàn)出來。

二十年前司徒就被稱為中國獨立紀錄片的“教父”，他的確是把記錄真實當成信念，把紀錄片當成理想：“你一定要有另外的工作，紀錄片是不能養(yǎng)活你的。”二十年間我完成了四部長紀錄片和三部電視紀錄片，如司徒老師所說，每一部作品“都是一段刻骨銘心的旅程”。如果不是，又為何要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