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拔與榕蔭堂跋

熊宏嬌繪圖

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乾隆版《福州府志》成書六年后，李拔有感于地域藝文于“誠民阜物，忠君愛國”的巨大教化作用，傾力主修《福州府志·藝文志續(xù)編》。其中收錄了一篇《榕蔭堂跋》，文章不長，連標題總共134字：

榕蔭堂跋

福州后堂，有古榕覆庇其上，若大蓋然。蔽日迎風，夏日坐嘯，受蔭良多。予惟榕之為木，大而無用。然枝葉婆娑，猶蔭十畝。況人為物靈，遭時得志，在一邑則蔭一邑，在一郡則蔭一郡，在天下則蔭天下。倘游其宇者，不能蔽夏日而暄冬日，則所傷眾矣，豈榕之不若也哉。因揭之于堂以自勉。

這《跋》是誰寫的？這榕蔭堂是誰蓋的？蓋在哪里？有意思。

福州近代著名文化人何振岱在其編修的《西湖志》中說，“榕蔭堂在府廨內，乾隆二十五年郡守李拔建。”他的依據(jù)來自《乾隆福州府志補》。由此得知，榕蔭堂是建在當時福州府的衙署里面的，是乾隆二十五年(1760)，由郡守，也就是知州李拔手上營建的。

《福州府志·藝文志續(xù)編》告訴我們，《榕蔭堂跋》的作者就是李拔。他主修《福州府志·藝文志續(xù)編》時，把自己的《榕蔭堂跋》收錄進去，同時還收錄了他自己的好幾篇文章，如《續(xù)教民碑》《羅星塔銘》《清照池跋》《榕亭記》等等。這也許是傳統(tǒng)文化中“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仇”的理念實踐吧。

先來讀讀這篇《榕蔭堂跋》：“福州后堂”，是指福州府衙署里后邊的一座建筑物，是官員辦公之余，休閑讀書吟詩寫字的場所。當時福州府衙的位置在現(xiàn)在的湖東路與鼓西路之間。李拔從福寧知府任提任省會福州知府，在衙署的大榕樹下建了一座廳堂，作為辦公室和臥室之外的起居室。

“有古榕覆庇其上”，這是李拔特意選擇的建筑廳堂的地點。李拔到福州履新，一進衙署大院，就注意到這棵古榕。也許，他想起了近七百年前的前任張伯玉。張?zhí)貜脑街菡{任福州，根據(jù)福州的水土和抗旱防澇的需要，下令編戶浚溝七尺，植榕綠化。幾任太守都倡行植樹綠化，其中張伯玉的效能最高，效果最好。數(shù)年后，“綠蔭滿城，暑不張蓋”，榕城實至名歸。這“若大蓋然”的老榕可能就是當年張伯玉親手種下的，以為示范。

“蔽日迎風，夏日坐嘯”，是李拔日常起居的親身感受。因為有這棵古榕如巨傘遮陽擋雨，下班之后，客寓省城衙署的李拔就可以在自己親手選址建造的起居室里讀書寫字、吟詩賦文。特別是夏天，太陽曬不到，清風進得來，“受蔭良多”。坐嘯，坐歗。蘇軾有“君家聯(lián)翩盡卿相，獨來坐歗溪山上。”（《次韻王滁州見寄》）“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定風波》）李拔在此閑坐吟嘯，乃至于發(fā)發(fā)呆，想想事，都非常愜意，滿滿的福氣。

“榕之為木，大而無用”。善于做文章的李拔，感受到古榕的好處，并感恩于張伯玉編戶植榕，筆鋒一轉，把榕樹作為木材的屬性給批評了。說榕樹雖然枝繁葉茂，但不好當木材用。確實，榕樹比較少用來蓋房子、做家具。正如宋梁克家《三山志》所說：“以其臃腫不中繩墨，名以‘槦’。”

“然枝葉婆娑，猶蔭十畝”。峰回路轉，李拔的親身經歷起作用了。榕樹冠覆廣大，郁郁如蓋，一棵樹可以遮陰十畝?！度街尽氛f：“或曰其蔭覆寬廣，宜以‘榕’名。”這附加值可不得了，抗旱防澇，保持水土，清新空氣，美化環(huán)境，成鳥兒樂園，可營造好生態(tài)。特別是在福州城鄉(xiāng)，在村頭，在道頭、碼頭，在村中公眾場地，常有榕樹的身影。有人稱它風水樹，有人視它為標志樹，還有人將其看做景觀樹。不論從哪個角度看，福州人的“鄉(xiāng)愁”里都有一棵大榕樹。

“況人為物靈”，李拔的思路跳出去了。他的筆鋒離開了植物界，來到了人間。人作為高等動物，萬物之靈，在地球上是占主導地位的。人是可以并且應該有所作為的。既然“天將降大任于是人也”，那么“遭時得志”的人，有機會的人，掌握一定權力的人，就不能辜負老天垂愛，必須敢于擔當，善于擔當。怎么算有所作為？李拔又抬頭望望那棵大榕樹，想想古賢今哲，不禁肅然起敬，更見賢思齊，鞭策自己：“在一邑則蔭一邑，在一郡則蔭一郡，在天下則蔭天下。”

一棵大榕樹，可以庇蔭十畝地，就是六七千平方米。如果換做人呢？為官一任，造福一方。李拔算了算，作為知縣，他的權力和職責范圍是一個縣邑，能夠造福百姓的地域就是一邑；如他李拔是知州、郡守，那他能夠造福百姓的地域就是一個郡的范圍。然后，李拔沒有再去羅列說管理一個行省的巡撫，管理兩三個省的總督，或者是諸侯國的國君，能夠造福的各自范圍，而是直接說到最高權力的天子，“在天下則蔭天下”。實際上是說，所有掌握權力的人，都要用自己手中的權力來為人民服務。這就是李拔形象比喻的各級官員應有的為官之道及其“榕樹精神”。

“倘游其宇者，不能蔽夏日而暄冬日，則所傷眾矣，豈榕之不若也哉”。說完道理，李拔忍不住對那些有可能辜負了老天的期望，尸位素餐，“當官不為民做主”的庸官、蠢官，發(fā)出質問：如果在自己的職位上，夏天不能夠為人們遮烈日，冬天不能夠為人們提供太陽般的溫暖，那就是損害了廣大人民的利益，還不如沒有什么材用的榕樹。

思緒至此，李拔就為起居室題了“榕蔭堂”的匾額，并寫了這一通文字為之《跋》，“因揭之于堂以自勉”。意猶未盡，后來李拔在主修志書時，索性把此《跋》收錄，讓以樹為鑒的做人、當官的實踐和思考，存世、資治、教化。

乾隆二十七年(1762)，李拔又在衙署內蓋了“榕亭”，寫了《榕亭記》：“夫物以適用為貴，功以及人為美”“其干屈條垂,葉繁枝遠，德足庇下，功能覆物”“如詩所云：穆木葛藠，甘棠蔽芾，榕實有之……”

榕樹作為福州市樹，確實體現(xiàn)了福州精神。1994年，時任福州市委書記習近平為《榕樹與榕樹盆景》作跋，標題為：讓榕樹造福榕城。他寫道：“榕樹是福州的市樹，千百年來與福州的發(fā)展歷史緊密相連。它枝繁葉茂，蒼勁挺拔，蔭澤后人，造福一方，在調節(jié)氣候、綠化環(huán)境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它又具有頑強的生命力，多么貧瘠的土地，乃至亂石破崖，它都能破土而出，盤根錯節(jié)，傲首云天，象征著不屈不撓的福州人精神。”

讀了《榕蔭堂跋》，再來看看作者。作者李拔，文如其人，一篇佳作，作者的精氣神躍然紙上。

李拔（1713—1775），字清翹，號峨峰，四川犍為人。李拔出生于清貧的教師世家。從高祖李杠、曾祖李士廉、祖父李公鼎到父親李汝璋都是當?shù)氐拿遴l(xiāng)賢，他們隱而不仕，在鄉(xiāng)間教書，課徒授業(yè)。李拔小時候跟在母親身邊，常受教導。這個經歷跟林則徐有點像，父親林賓日是私塾先生，林則徐從小受母教成長。李拔于乾隆十六年（1751）中進士，第二年補長陽縣令。一上任，孝心殷殷的李拔就接來父母，用豐盛的飯菜替父母接風。母親說：“剛當官，就忘了當初砍柴放牛的苦日子嗎？”從此引以為戒，李拔無論到哪里為官，都注重節(jié)儉。他先后任湖北鐘祥、長陽、江夏知縣，漢陽府同知，福建福寧、福州知府，湖南長沙知府、衡州知府、岳州知府、永州知府，湖北荊宜施道等職。乾隆二十四年（1759），李拔被提拔為福寧知府來到福建，第二年又提任福州知府，這是非常重要的崗位，時年四十八歲。乾隆二十七年（1762）九月離開福州。

李拔在《榕城歸》中自況：“晚師循吏。”古代能夠被史官稱為“循吏”的，都重農宣教、清正廉潔，觀察為事、廉訪為職，所居民富、所去見思。李拔離開福寧前來福州上任時，百姓專門立“去思碑”，記其功德。據(jù)說，當時福寧百姓不讓他走，而福州百姓則怕他不來，到福寧“迎搶”，出現(xiàn)了“兩郡爭守”的佳話，被譽作“一代循吏”。（林山）